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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中国家庭｜在今天，为什么爸爸带娃越来越理所当然( 二 )


王雨磊：不同的父亲参与到育儿过程中 ， 他的动机、家庭地位和所嵌入的社会环境是不同的 ， 其所处的家庭养育生态也是千差万别 。 至于中产阶层的父亲们 ， 由于他们多数受到更高的教育 ， 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比较高 ， 对于孩子的养育期待也更为理想化 。 他们是反思者 ， 更是行动者 ， 在资源充足和时间自由的情况下 ， 他们愿意付出更多来实现自己的养育目标 。
澎湃新闻：但是 ， 很遗憾 ， 尽管参与育儿的父亲越来越多 ， 但总量仍是极少的 ， 并且参与育儿的父亲在投入时间和精力上也不及母亲 ， 父亲参与育儿要成为一种新文化 ， 还需要哪些内外部条件的支持？
王雨磊：从政策上看 ， 国家应该建立更有利于家庭保育的社会政策 ， 让家庭有较为弹性的养育分工模式 ， 现在这个政策趋势在向好 ， 但仍然很不够 。 从家庭伦理上看 ， 要让更多的男性察觉、领略乃至承担自己的家庭角色：不论是传统与现代社会 ， 父亲在家庭中的位置都是极为重要的 ， “父其父、子其子” ， 在客观条件和能力范围以内参与育儿 ， 是对孩子负责 ， 对家庭负责 ， 也是对男性自己负责 。
王雨磊在论文的“抚育行为的家庭脱嵌与社会重组”部分从国家、医院与市场三个角度解释了父亲参与育儿越来越理所当然的深层社会原因 。 他认为 ， 原本深嵌在家庭生活环境之中的抚育行为被现代社会的新生力量脱嵌出来 ， 并且予以社会重组 。 而这一过程直接导致了抚育行为变得法律化、科学化乃至专职化 ， 进一步改变了私域生活的抚育体制 ， 并且让父亲抚育变得更加理所应当 。
「澎湃新闻」中国家庭｜在今天，为什么爸爸带娃越来越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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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8日 ， 一对父子在上海市宝山滨江公园玩耍 。 澎湃新闻采访人员 周平浪 图
以下为论文选摘 。
儿童的国民化与抚育事实的法律化
在一个传统的农村社区中 ， 对于孩子的称呼往往是“这是某某的儿子/女儿” ， 然而 ， 在一个现代的城市社区中 ， 情况却已经反过来了：称呼某某为“这是某某的爸爸” 。 这个简单的称呼变换 ， 实际上源于现代国家对于国民身份制度的变革 。
现代国家的其中一项重要目标是 ， 将儿童的身份和权利日益国民化 ， 而不以家庭的存续与变化为转移 。 儿童在现代社会不仅具有政治身份 ， 而且具有明确的法律权责 ， 比如儿童享有被抚育和接受教育的权利 ， 儿童务工已经被法律禁止 。 国家通过强力的国家机器为儿童的国民身份提供支撑 ， 其结果是儿童日益从一个属于“家庭物品”“私人物品”逐渐成为“公共物品” 。
尤其在1949年以后的现代国家建设中 ， 儿童不仅被从私人领域和家庭生活中抽离出来 ， 而且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 通过与国家政权产生直接的政治与道德关联 ， 儿童的公共属性越来越清晰 ， 私人属性越来越弱化 。
现代国家的法律将父母构建为子女的监护人与抚养人 ， 这种法律意义上的亲子关系 ， 实际上让父母丧失了对子女的随意处置权 ， 不能恪尽父母抚养义务的父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 家庭暴力也已经被国家和法律明令禁止；相反 ， 家庭和父母必须承担对未成年人的抚养和教育义务 ， 并且法律更是规定了亲子的财产继承关系 。
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婚姻组建与改组变得更加自由 ， 尤其是随着1978年改革以来社会体制的全面开放 。 但是婚姻改变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孩子的监护人归属和抚育问题 ，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在强调和保障未成年人的抚养权益问题：不管是否离婚 ， 也不管是婚内生育 ， 还是非婚生育 ， 父母相对于其子女的抚养义务是不变的 。
国家法律对于抚养义务的强调 ， 实际上导致了抚养行为越来越成为一个不以家庭变化为转移的法律事实 ， 甚至没有家庭的父母也必须保证抚养义务 。 这种法律上的限定对于父亲来说 ， 意义尤大 。 传统社会中父亲的庇护人角色被国家认领 ， 父亲转而承担起一个国家制度框架下的抚养人角色 ， 在此框架下 ， 父亲的抚养行为具有极高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 生而不养 ， 不仅是一种过错 ， 更是违法行为 。 这种抚养身份成为父亲身份建立和父亲话语叙事的重要基点 ， 它让父亲抚养子女成为一件不以家庭为基础的法定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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