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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东莞学人 |莞城原来有一位中国哲学家！( 三 )


矛盾融合 承传创新
——论中国哲学、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特点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特点，我是用“矛盾融合，承传创新”8个字予以概括。中国传统哲学从先秦各家学派开始，便具有矛盾的两重性。儒家学说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着意研究和解决人际关系问题，孔子的“仁”可以说是一种人际关系学。孔子对人们在人格道德上的平等要求和在社会政治上对等级的维护，形成儒家在人际关系上的两重性思想矛盾。道家老子一方面对当政者展开猛烈抨击，另一方面又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谋献策，从而表现了道家思想的矛盾两重性立场。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他既提出“非命”，主张“尚力”，但同时又宣扬“天志”，倡导“明鬼”，构成思想上的两重性矛盾。法家固然尊君，但君主也要依法行事，也有主张君臣合作共事的一面，仍然表现出矛盾的两重性。各家在争鸣中尽管相互间开展激烈的批评，甚至加以攻击，而相互间亦并非没有相同之处，即表现为矛盾融合论。
从战国末年到汉代，儒、道、法三家沿着矛盾融合的路子朝前发展。如荀子对“礼”的解释，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从礼到法成为儒法两家的连接点。韩非称德、刑为二柄，也是孔子宽、猛相济思想的发挥。汉代董仲舒讲德主刑辅的两手，形成儒表法里或称阳儒阴法思想。汉宣帝所谓“以霸、王道杂之”，并成为指导统治思想的汉朝国策。在其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儒法互补的统治方术一直流传不绝。
道法思想的结合，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如稷下学者曾提出过“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的观点，韩非也提到“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明确讲道与法关系的，还有马王堆出土的《黄老帛书》，提出“道生法”的命题。这里以“道”为本，以“法”为用，法要遵循道的原则。汉初曹参等人执政时， 推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就是道法结合思想的具体运用。
从汉初黄老之治的道法结合，到董仲舒儒表法里的儒法互补，中国哲学思想，正是沿着矛盾融合的路子向前发展。佛教是外来宗教，汉代传入中国。东汉末年开始出现道教，奉道家老子为教主。佛、道加上儒家，世俗上称为三教，从各家教义来看，当然是有矛盾，但发展的趋向，仍是趋于融合。
汉末到三国时吴国的康僧会，他编译有《六度集经》，宣扬“度世”思想。但众生如何才能得救？他寄希望于儒家的“仁道”，而救世又是自我解脱修成正果的前提。因此，他将仁道引入佛家教义中，说“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这样通过行仁道将儒佛教义加以融合。
魏晋时期出现代替两汉经学的玄学思潮。玄学家们“祖述老庄立论”，用来注释《论语》《周易》等儒家经典。他们把《老子》《庄子》《周易》并称“三玄”，综合儒道两家的思想资源，用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作为玄学主流派，由王弼“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裴頠“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终于论证了“名教即自然”。其中心论题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动静”“一多”等关系的思辨推理，来论证自然和名教的统一，即道家和儒家思想的融合，“儒道兼综”成为玄学的基本特征。东晋时期葛洪作为神仙道教理论的奠基人，他所著《抱朴子》，自称其中所论《内篇》属道家，《外篇》儒家。对两者关系，他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这里所讲本末，大概也是体用关系。修道成仙是神仙道教的本业，但治世之道却自称是“尚儒术”，同时还要用“刑德以致治”，还表现出儒法兼综思想。
儒、佛、道思想的矛盾融合亦非没有波折，尤其佛属外来宗教，出家弃俗就认为没有君臣父子的关系，佛教徒不拜君亲，违反儒家忠君孝亲之道，这是封建统治者不能容忍的。唐初反佛的傅奕因此斥之为“无父之教”。为缓和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和适应世俗的需要，佛教到唐代就明显向儒家所谓周、孔之教靠拢。如华严宗的宗密，宣称“佛且类世五常之教，令持五戒”，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五常”相比附，表示佛教徒拥护儒家世俗的道德观念。他们又宣扬《孝子报恩经》《父母恩重经》，鼓吹“孝道”是“儒释皆宗之”。自是佛教的世俗化也就趋向儒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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