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士大夫@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有多大责任？其实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三 )
对于清流派的主战，左宗棠认识得很清楚，他说“惟刚柔之间最宜斟酌，过刚固虑做不到，过柔亦恐了不了。”
曾国藩也说过：“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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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派的另一面
清流派是有它的时代局限性的，但并不能说清流派就一无可取之处。
清流派不等于保守派，在坚决捍卫儒家传统思想之外，清流派又是主张就时的。他们对洋务并不排斥，这和守旧派截然不同。
守旧派的观点是“道器皆不变”，就是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维持之前的形态，对于洋务他们非常抵触，是洋务运动的反对派。
清流派则不同，他们守道，对器却没那么坚持，认为器是可以选择的。翁同龢本人对洋务持开放态度，他支持郭嵩焘、文祥、左宗棠、张树生等洋务人士。张佩纶赞成官商合办的洋务经济，陈宝琛、张之洞赞成修筑铁路，吴大徵会办军务、整顿军旅，他们都赞成向西方学习。清流派许多人都承认“中国万不能闭关独治”。
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清流派也是爱国者。清流派都饱读四书五经，讲究仁孝、克己，讲究匡时济世、光明不欺、秉公任事。
拿翁同龢来说，他仰慕的是范仲淹、顾炎武等人，也仰慕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在他初入仕途时，父亲翁心存就教育他要“当读书砥砺，行严己恭以待人，上承国恩，下绵世泽。”翁同龢为官清廉、公忠体国，即使对他政治主张持反对态度的人，也难以从这些方面对他提出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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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言战争不是清流派的全部，他们也干了不少实事。
如整顿吏治，淘汰冗员，体恤民生、改革司法，清流们对这些问题都曾反复提议，同治年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光绪年间的邓州王树文案等冤案，都是在清流派的奏章下最终得以平反，他们建议皇帝“多召见”、“纳直言”，要“敬天克己、勤政爱民”，在当时的时代来看，这些都是爱国的主张。
甲午战争后，清流派受到很大触动，许多人从战争中看清了现实，态度开始转变。
比如翁同龢的弟子张謇，也曾是清流健将，在甲午战争后，目睹梦想破灭，加入了康有为的强学会，此后创办实业、兴办教育、倡导立宪，成为一名务实派。
同为“翁门六子”的文廷式，也是主战的代表人物，战后改变立场，成为变法派，提出“变则存，不变则亡”，并因变法遭到通缉。
翁同龢本人，则推荐了康有为，并在之后为之险遭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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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派们，在甲午战争中迎来了历史上最后一次绝唱，客观来看，他们对于甲午战争的决策起到了影响。但甲午之败原因很多，主战的不是翁同龢一个人，也不仅仅是几个清流大臣。
当时朝廷内外主战的意见占多数，慈禧和光绪都是主战的，翁同龢或许能影响光绪，能影响清流们，但他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左右朝局，他也不过是众多主战派之一，只是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使得他的责任被刻意放大。
甲午之败实际是整个儒家意识形态的失败，刺激到的是所有与之相关的人。没有参与者能完全撇清关系，翁同龢不能，李鸿章不能，光绪不能，慈禧也不能。翁同龢本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清流派也背不起那么大的锅。
甲午后，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下，旧时士大夫已无法承担起政治变革的主角地位，清流派也就慢慢消失，让出了政治地位。
正所谓“奈何洋务不争气 何必尽责翁同龢”，把战争失败的原因全部归于翁同龢和清流派们头上，既不公正，也不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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