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士大夫@翁同龢在甲午战争中有多大责任？其实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二 )
翁同龢是后清流的领袖，在他之前，前清流的领袖是李鸿藻。清流派的形成，就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御史和翰林们为了对抗政见不合的洋务派，而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逐渐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
他们一贯的对外政治主张，就是坚决反对妥协，一味主战。
清流派的主战主张，也并不全部都是错误的。
1879年，钦差大臣崇厚在未经朝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与沙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骇然”，对于这份不平等条约，也出现了两种意见。
李鸿章的主张是批准条约，然后“徐图补救”，认为如果推翻条约，会留下口实——“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左宗棠反对批准条约，主张提兵备战，重新谈判，“据理争回”。清流派提出废约、备战、重开谈判三条建议，认为“和局万不可破，武备万不可缓”，最后朝廷支持左宗棠和清流派的意见，派左宗棠率军向伊犁挺近，这就有了老帅的“抬棺出征”的故事，同时派曾纪泽出使俄国，进行改约谈判。
虽然最后的《伊犁条约》也不是平等的条约，但毕竟争回了一部分主权，称得上是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在这次事件里，清流派有它的功劳。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求战和求和两种意见始终在交锋，清流派还是坚决的求战派，他们主张增兵，抗击法国。
可惜战争中，后期清军在取得优势的情况下，还是签订了合约，越南从此脱离了清朝的控制。其实当时法国国内动荡，国际上吃紧，败相已露，很难再坚持下去，清流派的主战立场，虽然未必经过审时度势的缜密分析，却并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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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派的传统士大夫身份
从《伊犁条约》、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不难看到清流派无一例外坚决主战，这是由他们传统士大夫的身份决定的。
清流派是传统儒家思想的卫道者，他们崇尚“尊王攘夷”，维护圣人之道。
在儒家的道德理念里，“道”是高于现实本身的层次。道就是道德，在儒家传统理念里，讲究的是尚德不尚险，讲究的是修齐治平。
儒家的思想就是明乎其道以救世，如果现实与儒家道德有所冲突，那必定是维护更高的“道”。
所以不管双方实力对比如何，必须坚持儒家之道，这是典型的政治正确。
另外，从儒家理学角度来看，清流派是传统统治思想的维护者，他们以维护纲常伦理为己任，中国是天朝上国，不可能向日本这样的小国主动低头，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不容侵犯，否则就是不尚礼义，不图人心。
如理学名臣、清流派的精神领袖倭仁就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是一种唯心的理学思想。
清流派的外交主张，就是对外强硬。这一点，他们不但上疏清议，并且身体力行。如在中法战争里，调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出任各地海疆会办的吴大徵、陈宝琛、张佩纶等人都是清流派重要成员，在甲午战争中，吴大徵还主动上疏，带兵请缨出战。
“轻言战争”的清流派
主战归主战，“轻言战争”则是清流派对外主张的通病，这正是儒家传统士大夫的通病。不光是清朝，拿明朝来说，崇祯面对清朝和李自成的内外压力，有心与皇太极议和或是南迁以避李自成锋芒，都在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下无疾而终，错过了机会。
清流派也是这样，他们的主战言论建立在唯心的儒家传统思想上，不了解国际局势，也不清楚自身实力，不是经过对敌我双方实力的细致分析而得出，仅仅因为因为要尊王攘夷就轻率言战，而不考虑战争的实际问题。
清流派的主张，符合道德伦理观，爱国忠君，却不顾现实的实际情况。
在战事还没有爆发之前，李鸿章所说“但令(北洋水师)游弋北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从两军实力上看，更加客观，如果能牵制日军行动，拖延战事爆发的时间，不给日军以迅速开战的机会，事后来看要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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