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什么(我国第一部语录体著作是)

作者:苏祥(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学院,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籍《史记》、《汉书》残卷的整理、校对和研究)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 。它是我们考察先秦秦汉历史的重要依据 。从传记特征来看,《史记》现存的记载以印本为主,北宋以前的古抄本存世有限 。目前,调查已知的约有20件,包括1份汉简,5份敦煌写本,10多份日本古代手稿,以及几份日本古代学者注释的《史记》 。此外,其他文献如片玉和舒群·姚智的古代手稿中也有一些引用《史记》的珍贵词语 。这些残破的竹简和残片,散落在国内外多个公私机构 。由于它们较早地继承了原版,在刻本中保留了大量失传的文献信息,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 。这里有五个例子和一个简单的解释 。
日本古龙大学收藏的14世纪英国室史籍抄本《带下歌》(右起第四行) 。
第一,古本《史记》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
比如“把山从天而降我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不好的时候我不会死 。不死能怎么办?我不死能怎么办?”这首《塘厦歌》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慷慨悲壮,大家耳熟能详 。然而,日本古龙大学图书馆的《方盈史记抄本》所载的《西夏歌》中有五句话:“若以力拔山,则盖世矣 。时势不利,你就失去了力量 。如果你不死,你能做什么?如果你担心,你能怎么办!”与熟悉的版本不同 。日本学者水泽理中在《史记》注释考证补遗中注意到了这一异文,并指出《方盈史记》抄本以后的其他版本也曾引之为五句 。《方盈史记》是日本南北朝时期的藤原·方盈所著,成书于正平三年(1347年) 。是现存最早的日本学者用中文注释《史记》的著作,其中大量前贤引用旧论,五句本《赤霞颂》逐字逐句,想必是承袭而非作者杜撰 。这种变体至今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值得大力宣传 。
又如中华书局修订《史记太祖年谱》:“沛公卧床上,令二女洗脚 。”校勘:“‘足’字存疑 。根据:《汉书》卷一《高帝史》中没有“足”字 。《说文·水部》:“洗脚撒水 。”参照《说文》,“洗”字原意是洗脚,意思是“洗” 。在汉代,常被写成“洒” 。所以《汉书》中的“使二女洗”可能是古已有之,但北宋以来的《史记》刻本中都有“足”字,这使得《史记》很难弄错,而在日本 。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什么(我国第一部语录体著作是)】其次,古代版《史记》具有文献编纂的失传价值 。
《史记》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相关的研究著作数不胜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裴潜的《史记集》、司马振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史称“史记三注” 。南宋时期的《三注合刊》有三个版本 。在联刊的过程中,刻字人不得不对重复的字进行打磨,导致了“三注”的消失 。学界一般认为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在合刊过程中删改和破损最多,裴潜的《史记集解》最全 。因此,关于《史记》古代笔记的编纂,人们高度重视《史记正义》,而忽视了《史记》的收藏 。通过对古代《史记》手稿的考察,我们发现《史记》中也有可以发掘的佚文 。如日本宫内厅《盛远说汪涵曰》卷后有“集解”:“曰:元,姓;生活,所有的生活 。”传世的史书中没有记载 。
第三,古代版的《史记》可以用来考察汉字的用法和演变 。
古代版《史记》保存了大量的中国中古文字常用字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比较各种版本的史记发现:古籍都是用数字组合“20”、“30”、“40”三个字,而北宋以后的刻本则通称为“20”、“30”、“40” 。这种现象并非《史记》独有,《左传》等文献也是如此 。据《旧唐书》、《书屋袁贵》等记载 。,唐玄宗初年有一道圣旨,把“20”、“30”、“40”三个字合起来改成“20” 。或许在此基础上,到了北宋时期,随着用字新标准的确立和雕版印刷的应用,这种新的用途 。唐宋时期的这一变化对文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建立文献背景时代的参考坐标,高效提取文献年代信息,以及帮助断代和鉴别伪古文献等具有重要意义 。
第四,古本《史记》有助于重新思考同源历史文献之间的文本关系 。
比如《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常说:‘东南有帝魂 。’所以我厌倦了东行 。这里的“累”字,韩曙、论衡等书都用“累”字,日本古抄本也有“当”字 。汉代文献中有“厌被”一词,而传世版本的《史记》中没有“被”字,后人可能一笔勾销 。这样的异文不止一个,在古代版《史记》中大量出现 。其价值不仅仅是文本的校勘,更能启发我们思考《史记》、《汉书》、《论衡》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 。在看到古文字版本的“当”字之前,从《史记》和《汉书》的比较来看,一般认为两种文字可能史料来源不同,而《论衡》和《汉书》的材料来源相同 。这种认识在不同版本的古代手稿出现后被改写 。就这一段来说,实际上可能是《史记》、《汉书》、《论衡》同源,只是因为后人改了传记和写法,造成了文字上的差异 。这种现象值得反思,类似文本的历史文献之间的历史关系,文本的先后顺序 。过去研究“班马异同”有一个前提:即《史记》文本在先,《汉书》文本在后 。班与马的一切异同,应是《汉书》对《史记》的改变 。但通过古抄本提供的异文,说明传世版本的《史记》也有被后人抄改的可能,“班、马异同”研究的前提恐怕也要重新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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