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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职业者|“暗影中”的自由职业者( 五 )

电影自由职业者


当寒冬来临 ， 作为个体存在的自由职业者往往是第一个 ， 也是最赤裸地暴露在风雪中的人 。 企业的员工同样承压 ， 大厂员工也可能面临裁员的风险 ， 但裁员是概率问题 ， 也是比例问题 。 正常情况下 ， 即使盈利状况不佳 ， 企业仍然需要支付员工工资 ， 而自由职业者的责任人有且仅有自己 ， 需要自己承担所有风险 。
对于一些毕业就直接进入自由职业的年轻人来说 ， 随之而来的是比同龄人更高的试错成本 。 一旦这份“自由职业”无法养活他们 ， 准备重回职场的时候 ， 与社会脱节的经历则成为简历上的“空窗期” ， 让用人单位提前就对他们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
这种不稳定考验的不只是自由职业者本人 ， 更多的还有他们的父母和伴侣 。 自由职业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缺席和失踪 ， 拷打着父母一辈追求“铁饭碗”的信仰：没有单位给你缴纳五险一金 ， 就没有退休后的养老金 ， 在这个年代 ， 也等于没有大城市的限购资格 ， 而且收入还不稳定 ， 饱一顿饿一顿的 ， 那算什么工作啊！
尽管随着时代的进步 ， 民间的观念和认知不断在发展 ， 但那份《“自由职业者”生存发展报告》显示 ， 仍有26.4%和7.0%的自由职业者家庭不太支持甚至完全不支持受访者从事自由职业 。 同时还有不少人对自由职业抱有负面的看法 ， 20.4%的受访者认为“自由职业”不过就是“失业”的另一种好听说法 。 逢年过节 ， 自由职业者们总是很难和亲戚解释自己的工作 。
从根本上来说 ， 自由职业也许从来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 。 实现自由的门槛实在太高 ， 比如不用担心温饱的基础生活保障 ， 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 ， 在行业内积累多年的名气 ， 异于常人的自律 ， 或者是无论外界的风暴如何凶猛都能够保证自己难以被取代的傍身技能——无论哪一种 ， 都是极少数人才拥有的“特权” 。
图片来源：《国家治理》周刊
而自由职业的“职业”二字早已定性了其劳动本质 ， 任何工作都不可能真正“自由” ， 创意工作也是为了赚钱 ， 所以创意的本质是向上下游出售或交换价值的商品 ， 自由职业者不过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 ， 自由地选择你的客户 ， 选择变现的方式 。 但很多时候 ， 你也没得选 。 或许这种时候会越来越多 。
和L通话的那天晚上 ， 他告诉我第二天要去拍一个广告 ， 无论是其针对的用户 ， 其拍摄的内容 ， 还是投放的平台 ， 都让L露出了微妙的苦笑 。
“跟你的审美相去太远了？”我问他 。
“没办法 ， ”他继续苦笑 ， 算是默认 ， “之前有两个多月没有收入了 。 ”
“上海疫情那段时间？”我跟他确认 ， 重音落在了程度副词上 ， “完全没有吗？”
“完全没有 。 ”他回答我 。
在“暗影”中行走
系统化的写作我已经坚持了五年 ， 但那时我从来没认真想过 ， 要成为一个全职写作者 。 2019年我刚刚辞职 ， 决定先休息一段时间再看看 ， 然而第二年春天如约而至 ， 我和很多人一样 ， 再也没有回到职场 。
讽刺的是 ， 我从原来的公司离开的时候 ， 手里握着互联网大厂的文案外包协议和文化公司的定制IP合约 ， 嘴里叼着他们给我画的大饼 ， 信心满满地准备转行 。 物是人非 ， 现在互联网大厂也开始入冬 ， 文化公司的IP项目也早就砍了 。
也许算得上是一种因祸得福 ， 到了疫情第三年 ， 我反而成为了身边的人羡慕的对象 。
这种羡慕不无道理 ， 我在哪里都可以工作 ， 不用被各行各业的震荡变化裹挟其中 ， 也不用害怕被各种规定束缚限制 ， 动弹不得 ， 因为我“不动”也可以 。
在这期间 ， 我正常写作更新 ， 还把出版社发过来的终校版书稿审了一遍 。 总体来讲 ， 和我平时的日子没有任何不同 ， 除了疫情期间 ， 每天都要下楼做一次核酸 。
小区核酸检测现场
我不用出门上班 ， 很难真正意识到“非正常状态”的时间流逝 。
或许 ， 很早以前人们也已经发现 ， 自由职业“自由”的很大一部分在于脱离一个被强制约束的“企业”或“单位” ， 每天上下班打卡 ， 开会 ， 汇报 ， 完成上级的指令——统而言之 ， 各种集中管理的行政手段 。 然而 ， 企业单位也正是社会管理个体单位的重要环节 ， 这样的关系在疫情下暴露得尤其明显 。 因为归根到底 ， 工作本身就是社会运行系统的关键控制链条 。
19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边沁早就已经指出了工作伦理的核心 ， 即“基于无条件服从的纪律规范 ， 通过自上而下的有效监督 ， 固化乏味的、规律有序的行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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