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妙、非常独特”
是中华文明组成部分
5月28日下午，在广汉举行的“中华文化全球推广三星堆推介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介绍了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的最新文物出土情况 。“2020年9月至今，34家科研机构、高校系统开展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和年代 。目前，3、4号坑内象牙提取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对象牙下文物进行提取；5号坑已完成西北区域除圆形金箔片之外的其他文物提取，基本确认到达坑底，下一步将局部开展实验室考古；6号坑正在进行坑壁以及‘木箱’的整体提取工作；7、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及灰烬堆积 。现已提取出土象牙、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文物上千件 。”胡冰说 。
出土文物一次次更新，犹如打开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盲盒”，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关注 。
5月30日下午1点多，三星堆遗址4号坑现场负责人许丹阳和几位工作人员“特别激动”，都在盯着“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的提取 。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这位“95后”小伙子告诉采访人员：“这是我参与4号坑发掘以来，印象最深的一次 。提取文物后，我们观察到扭头跪坐人像造型非常特别，呈跪坐姿态，双手为‘合十’状，头扭向身体右侧，头上还连接了一个长条形铜器，这也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此造型的青铜器，可以说是此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 。”
而此前发布的青铜顶尊人像造型同样奇特：跪姿、双手叉指合拢，头像大眼咧嘴，表情夸张、神态虔诚 。相关专家评价认为，青铜顶尊人像将三星堆独特人像造型与尊造型相结合，彰显了三星堆与中原商王朝的紧密联系，描绘出三星堆虔诚而神圣的祭祀场景，展现了三星堆独特的信仰世界 。
“三星堆非常奇妙、非常独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三星堆推介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这样描述三星堆 。
“独特”也是踏进三星堆博物馆看到馆内文物的观众的第一反应 。“看到青铜大立人像，我已经感到很神奇了，但看到后来的青铜纵目面具、青铜戴冠纵目面具等展品时，真的是一次比一次震撼 。”5月28日上午，特意选了工作日到博物馆参观的王梅（化名）说自己“被震住了”，她没想到观众会这么多 。
在孙华看来，三星堆的独特体现在三星堆遗址既是包含了3个延续的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古蜀文化中心都城，并且在城市规划建设、宇宙观念和宗教崇拜上有自己创造的独特城址 。
“比如，三星堆古城的城市规划蕴含着法象天汉的思想，对以后古蜀王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影响很大，在紧接三星堆古城之后出现的成都金沙遗址、古蜀国最晚的开明王朝的都城成都遗址均可找到印迹 。而且，古蜀国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巴蜀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整合入秦汉文化体系中 。在秦统一后营建的大咸阳、西汉长安城乃至于隋唐洛阳城等，都还可以见到此类规划思想的孑遗 。”孙华说 。
实证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发展
随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考古成果的陆续公布，“这些成果如何解释”备受学界关注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新发现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内涵，同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 。他强调说，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 。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三星堆文化的特质，那就是以地域特征为主导的多元文化面貌 。”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三星堆推介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首先以地域特征为主并深深烙上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印记，这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吸附性及其吸纳能力 。”
他进一步举例说，首先，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对其产生极大影响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铃、玉器当中的玉戈、玉璋，老百姓使用的陶盉、觚形器，都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商代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容器，如青铜尊、青铜罍，以及青铜铸造技术，尤其是范铸技术也都源于商文化 。至于那些怪异的、以前在其他地区不曾见过的青铜器，也有大量来自商文化常见的纹饰，如云雷纹、兽面纹、回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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