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平凡的2020年转眼间即将成为过去。这是极为不容易的一年。尤其在上半年，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了一段居家隔离的日子，在此期间，社会流动减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出现了比较大的变革。直播也因此兴起，继而改变着包括出版在内的文化行业，且持续至今。从直播介绍书、直播卖书到直播做新书发布会，这些都是出版行业此前涉猎既不深、也不多的领域。
在此情形之下，作为一门传统行业，图书出版在今年也面临加速变革的压力。一方面，直播带来了业务挑战，使编辑不得不快速掌握视频技术、要领，跟上潮流；另一方面，直播也推动着整个行业重塑“编-读”关系。
当然，直播只是出版业在2020年比较显著的变化之一。从年底看全年，甚至是看更长的时间段，图书出版在互联网、短视频和快餐文化等热门技术冲击之下，已经被迫与那些从前“八杆子打不着”的领域争夺读者时间。书籍多而“读者不够用”，似乎已经是一种默认状态。出版机构于是在选题、腰封、设计和纸张选择上想尽办法吸引读者。与此同时，一些可能不被业内人认可的图书则因其营销方式成为畅销之书。而在这些外部变化之外，编辑传统业务内的分工、流程和理念同样也有着变革的压力。书封的风格，在分歧之下由谁来决定？新扩展的直播或活动任务，由谁来承担细节？销量受挫，业绩不乐观，工资收入如何维系在一座大城市的生活？在一本书的背后，是无数编辑日夜焦虑、换尿布般的忙乱。
年底了，书评周刊盘点回顾这一整年的出版行业状况，和读者一起去见证出版业在特殊之年为出版、为阅读做出的尝试和改变，以及遇到的困境。在众多观察的方式中，今年我们选择从出版业的个体经验来观察图书出版的日常工作，包括这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包括他们的反思和憧憬。
12月19日，书评周刊旗下活动品牌“文化客厅”联合SKP RENDEZ-VOUS共同举办的“追问2020：出版一本书，一点都不简单”，邀请到一页艺文馆主编王恰恰、后浪文学主编朱岳和世纪文景营销编辑杨朗，一起聊了聊做编辑要面对的那些事。或许，他们的分享可能是私人的、片面的，但一定是真诚的。本篇文章为基于此次活动，对年度出版业做的一些侧面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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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宫子
01读者太难伺候：先从一本书的设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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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书迷》（2018）剧照。
这一两年，读者们会发现，自己经常在购买一本书时收到很多周边赠品。不少出版机构都加大了对文创的重视，简单的如定制书签、帆布袋、明信片，复杂的则可以是一次性阅读碎纸机等。即使没有在文创上耗费功夫，书籍的装帧设计也越来越复杂，从平封和书封再到后来的腰封，现在买到一本外面裹着三层以上护封的书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复杂的文创与包装设计是出版机构将图书作为商品进一步拓宽市场而采取的努力，它能够吸引新的读者，但也会让一些只关注文字内容的读者非常厌恶。
比如用薯片袋包装的鲍勃·迪伦诗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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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阅后即焚版”《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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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豆瓣上，能够看到很多对类似书籍的低分评论，几乎都是针对装帧的，认为好好的一本书就被营销策划给搞坏了。
虽然不能强求每个读者的视觉审美都去迎合出版机构的包装潮流，但是，总觉得因此而给一本书打低分还是有些没必要。一方面是有设计感的包装本身就是图书设计美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如果真的不喜欢商业设计或者只对内容文字在意，那又何必如此在意它的外观呢？
编辑们也只能感慨，毫无办法。恰如王恰恰在活动现场提到的，批判腰封、设计、翻译已经成为读书界的一项“政治正确”，而这三者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理想的答案，一本书的设计是否得当、翻译是否最佳，连图书责编自己心里都不敢肯定，也就基本没有任何反驳的空间。一本书有了腰封或华丽的设计，就是被商业给玷污了。一本书的翻译出现了几处事实错误，那么整本书的翻译就都沦为了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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