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明代文学家，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出身名门，杨慎的父亲杨廷和是明朝中期著名政治家，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官至首辅。二是早年成名，杨慎24岁殿试夺魁，成为状元。他的家乡新都人常以“升庵科第”与“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并称来称赞他。三是博学多才，杨慎一生所学涉猎极广、渊博浩渺。陈寅恪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比。”总结杨慎的治学之道，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多闻博见，知不若行
杨慎以学问广博著称，他在哲学、训诂、历史、名物考据、诗词歌赋，乃至天文地理、戏曲音乐、古谣搜集等很多领域都广有建树。杨慎主张做学问首先要多闻博见。我们知道，程朱认为“德性之知”是“大知”，“见闻之知”是“小知”，陆王也主张良知“不假见闻”而有，要求发明本心，从而贬低了见闻之知的重要性。杨慎则认为“耳目之官，聪明攸寄；百度万物，悉在见闻”，所以他主张“闻不若见”“知不若行”。杨慎重视亲身见闻和力行，认为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更重要。当然杨慎并未否定间接经验，他认为认识有其过程，感性经验必须“会之于心”，才能超乎声色，从现象深入本质。但是如果一定要在逻辑上分出一个先后，那么杨慎主张“知不若行”，他认为像书本知识等间接经验必须“体之于身”才能化为“真知”。针对当时陆王心学空谈心性的风气，他提出“合博约论”，主张做学问要以“多闻博见”为根基，先博后约，由博而反约，最后合博约为一。他说：“无文则何以为礼？无博则何以为约？”又说：“厌博而径约，屏文而径礼，……是犹问天曰：何不径为雨，奚为云之扰扰也？问地曰：何不径为实，奚为花之纷纷也？”
杨慎重视力行、提倡多闻博见，这种治学特点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如果按照常理常情不出意外的话，状元杨慎会在官场顺风顺水，最不济也可在翰林院做一个富贵闲人。但是造化弄人，他因议礼获罪被流放南荒35年，这使得杨慎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也改变了他认识世界的方式。突然的变故让杨慎从云端落入凡间，有更多时间遍览名山大川和风土人情，有更多机缘接触各种阶层和现实人生。以上种种，使他反思和批判“德性之知”，并且更为关注见闻之知和多闻博见的重要性。
独立思考，大胆怀疑
独立思考，大胆怀疑，是杨慎治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无论在治学还是生活中，杨慎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不盲从权威。杨慎说：“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画于不疑。”他在此把“善疑”视为学者在学术上成功之开始，而把不经思考而盲目信从视为一种学术视野的桎梏，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就治史而言，杨慎认为正史并非全部可信，必须经过考证。
一般而言，多疑者往往自大而偏执。杨慎虽然力倡善疑，反对迷信权威，却并没有走向偏执和极端怀疑，那是因为杨慎之怀疑精神是建立在独立思考基础上的，并非为怀疑而怀疑。独立思考基础上的怀疑精神，恰恰让杨慎走向客观、公允和包容。例如杨慎主张诗赋要艳丽，文章要华美，极力反对理学家们所创作的所谓哲理诗或者理气诗。他批评陈白沙的理气诗“殆是《传灯录》偈子，非诗也”。但是他对于陈白沙的古诗却大加赞赏，认为境界冲淡，有陶靖节遗意。他对李梦阳、何景明等当时文坛领袖的评价也大抵如此，有褒有贬，持论公允，绝不因其所短而忽视其所长。
杨慎独立思考的精神，除了源于天性与家世传统之外，与其见识广博也密切相关。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见识越广就越不会夜郎自大，亦不会坐井观天。比如殷商始祖契诞生的历史，历代史书都遵循这样一个传说，契之母简狄吞玄鸟遗卵，孕而生契。杨慎则以他渊博的学识揭开该传说的神秘面纱，给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根据《礼记·月令》，“玄鸟至”乃春分初候，此日，天子以太牢祠于高禖而求子。所谓玄鸟生商，应该是说简狄在此时按照习俗求子并且验而有孕，而商人对此进行神化，以之来论证殷商有天命福佑。诸如此类因学问渊博而得出的精妙审慎之结论，在杨慎的著述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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