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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伊莱休·卡茨与大众传播研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演变(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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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茨看来，大众传播研究在理论上面对的是涂尔干的“失范”结构问题，解决的方法却暗合塔尔德的传播心理过程。小群体的“传播”以类似于塔尔德“模仿”的心理过程确立了涂尔干所言的“社会规范”，其意义从“大众传播”中超脱出来，成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结构的过程。卡茨在总结塔尔德学术上的失势地位时认为，原因之一是他使用了科学性不强的“模仿”一词——“虽然他可能想的是‘影响’（influence）这个更好的词……在与涂尔干的争论中，外在约束……似乎被忽略了。”
卡茨找到塔尔德的目的是想让媒介作为“传播渠道和社会中不同结构、组织、团体与文化的中介”（media as a vehicle），而非仅仅是“效果源头”，让效果研究摆脱功能主义可能带来的对“传播”理解的损害，使传播作为联结社会与人的纽带，重新具有社会生成意义上的解释力。同时，将塔尔德与涂尔干结合，原本涂尔干理论中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规范就具有了动态的阐释内涵，社会整合标准也可以在互动而非规范的基础上形成（虽然卡茨仍然强调“外在约束”）。这样传播经验研究可能焕发新的生命力，效果研究也会获得更大的可能。在2006年的一篇文献中，卡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划分了人际影响关系的四种图示，他引入“模仿”（塔尔德概念）、“传染”（勒庞概念）、“控制”（涂尔干概念），从而将“影响”——这一大众传播研究的核心概念扩展至整体的社会网络层面，把“互动”提升到与“结构”在效果研究中并重的地位，意图使“传播效果”不再仅仅在“传播流”过程中得到讨论，而是能够在更加广阔的“群体行为”——这一现代民主的根本问题上发声。
卡茨甚至将塔尔德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相提并论，认为两人“可能都在媒介——交谈——决定——行动的基础上将公共领域理论化”。而在塔尔德式的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卡茨认为二级传播——媒介到交谈再到舆论的过程——在这些理论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因而媒介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应该被重视。卡茨将塔尔德对公众问题的关注引入传播研究中，以“大众传播”形成讨论公众问题的语境，即卡茨自己总结的“新闻——对话——意见——行动（政治参与）”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评价：“卡茨的核心问题始终是民主社会及其组成部分如何通过媒介得以联结，其中又围绕着全球化与公众分裂化的方面展开。”
从1990年代开始，延续对于媒介整合社会功能与“民主在媒介和官僚制时代有效性问题”的思考，卡茨对电视媒体环境对于民主生活与公民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讨论，不再追求短期说服效果的评估，而是侧重“价值、意识形态、制度研究与社会结构和文化研究”。在2006年卡茨为《人的影响》写的新版序言中，开篇即说：“在涂尔干与塔尔德的著名争论中，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是有关社会规范的强制权力的学说，而塔尔德，表面上的失败者，优先考虑聚集（aggregation）的研究，即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传播如何有助于这些规范的形成。在涉及‘迪凯特研究’时，拉扎斯菲尔德支持塔尔德”。随着结构功能主义回应的“失范”问题逐渐退出社会理论的中心舞台，卡茨有些“罔顾事实”地把拉氏代表的大众传播研究路径与涂尔干脱钩，将传播研究从效果研究引向更加广阔的方向——互动、对话（conversation）与商议（deliberation）。
四、结语
及至社会化媒介逐渐形成对于电视媒体替代的21世纪，卡茨认为社交媒体在将政治进一步日常化的同时，也可能损害社会整合与信息传递功能：“所谓的社交媒体也许会促进改变。但是整体上论据并不充分——它甚至可能固化先见立场，或者制造矛盾、对意见表达形成压制。”延续将日常对话、媒介过程与大众舆论勾连起来的路径，卡茨认为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重点依然在于媒体对社会与行政的公共民主功能。
潮落潮生，时代的演化与学术的变通互相纠缠。一种体制的能量耗尽，自然应该开出新局面。一流的学者往往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达观时变，作出交代。卡茨不但是经验研究的执行者，也是学术历史的书写者。他里程碑式的受众研究步步为营；历史书写则用于发现传统，生产意义，守护共同体的种子，指引新规则的演化。这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使卡茨不仅一次次超越了过去的自己，也开创了传播研究新的局面。当然，审视卡茨半个多世纪传播研究的历程，研究另一个国家学术的源流演变，也是为了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知道什么是我们这个国家与时代应该关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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