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翻译佛经意在弘扬佛法，那么印刷刊行、以广流通则势在必行。在《佛顶首楞严经》最终完成藏译后，乾隆皇帝命内府刊刻了数种版本。其中最为精美的是内务府奏销档记载的四体文本，这部装帧豪华的经书仅东珠就使用了四百五十五颗，头等赤金二百两，应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制作的秘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汉、满、蒙、藏四体文《佛顶首楞严经》〔图十三〕，同一经版刷印的四体文本《楞严经》在雍和宫等处亦有供奉。此外，乾隆三十六年，武英殿奉旨刊刻蒙文、西番文（藏文）单行本《楞严经》各一百部，颁发给京城、热河等地重要寺庙。从谕旨中所开列的“京城、热河、盛京等处共有庙宇六十三处，再内扎萨克六出尔汗、哈尔哈四爱曼、都尔伯特二爱曼、阿拉善各该地方亦均有庙宇，俱应颁发”，所有赏赐《首楞严经》的寺庙均在京城、热河、盛京、蒙古诸部，另有五台山菩萨顶、西安广仁寺两座康熙帝敕建寺庙，但名录所列没有一座寺庙是位于西藏地区的。在笔者所见的史料中，前引《六世班禅传》中关于乾隆三十六年御赐扎什伦布寺《首楞严经》一事的记载，是乾隆朝赏赐藏地《首楞严经》的唯一一处史料依据，在《八世达赖喇嘛传》等文献中，都没有找到乾隆皇帝赏赐达赖喇嘛或其他藏地佛教领袖《首楞严经》的记载。赏赐扎什伦布寺经书时间与赏赐京城、热河等地寺庙档案记载时间相同，可以推测为武英殿同一批次刊刻印行。如果没有将译经赏赐班禅大师及扎什伦布寺，乾隆皇帝翻译《首楞严经》送回西藏的心愿就没有完全达成，可以说，这是他完成布顿大师授记的不可欠缺的环节。《六世班禅传》中所引圣旨“此经可广传僧众，朕愿可以圆满”并非虚指。
文章插图
〔图十三〕满蒙汉藏四体文 《佛顶首楞严经》
根据《六世班禅传》记载，火猴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扎什伦布寺完成了《首楞严经》的刊刻，班禅大师为此亲自举行仪式，乾隆皇帝在藏地弘传此经的愿望最终由大师圆满达成。与经文正文集合满、蒙、汉、藏四体相同，《御制首楞严经序》同样有相应的满蒙藏文版本。对读其中的汉藏两个版本，可以发现藏文本中存在着一些汉文阙如的内容，而此前学者对满文本的研究则显示满汉两版本间内容严格对应，并不存在同样的现象。在藏文本多出的内容中，如下内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sangs rgyas kyi gtsug tor chen po dpa' bar 'gro ba'i mdo glegs bam yongs rdzogs bshugs pa 'di snga phyi'i mkhas pa mang pos nub phyogs kyi dpe ma rnyed zer na 'ang/ de'i nang gi bde gsheng gtsug tor gyi gzungs rgya gar gyi dpe dang shin tu 'grig pas/ mdo 'di tshad ma yin par mngon/
汉译： 此前众多智者声称于藏经中没有找到《佛说大佛顶首楞严经》完全对应的原本，却没有看到其中的《佛顶陀罗尼》与梵典完全吻合。
前文中提到，关于《首楞严经》的真伪问题一直纷争不休，御制序文藏文本中这部分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文中所说的《佛顶陀罗尼》，即著名的《佛顶白伞盖陀罗尼经》，这是一部在汉藏佛教语境中均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经典，至迟在公元8世纪已广为汉地佛徒崇信。唐代密教大师不空（Amoghavajra）根据梵文本音转此经为《大佛顶如来放光悉怛多钵怛啰陀罗》，这部长达四百余句的汉字音写陀罗尼组成了《首楞严经》第七卷的核心部分。换言之，《首楞严经》第七卷包含着直接来自早期梵文佛典的内容，御制序文正以此为依据认定《首楞严经》非伪。
这种判定文献产生年代的方法是否客观科学不是此处讨论的重点。从藏语水平、佛学修养、身份地位等多方面推断，笔者倾向于这篇御制序言的藏文译本出自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之手，即乾隆皇帝完成汉文序言后由章嘉执笔藏译。白伞盖佛母是章嘉本人重要的修持对象，他对《佛顶白伞盖陀罗尼经》是相当熟悉与重视的。在章嘉的建议和指导下，乾隆皇帝同样十分崇信这位尊神，彼时宫廷中供奉有大量白伞盖佛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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