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左传》作为对《春秋经》的解释，在标示时间的时候，与西方的计时方法，按照日、月、年的顺序来标示不同，是按照年、季、月、日的顺序进行的。如僖公二十七年，按照“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夏，齐孝公卒”，“秋，入杞，责无礼也。”“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3] (P442—443)。从年，到某季，到某月，到某日，这种由大而小的时序安排，与《左传》的史书性质相关，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西方重个案分析，从细部切入到整体把握，哲学上重个别到一般，折射到文学叙事上面，首先想到的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天，然后才是到月，最后才是年，这是一种由近及远的时间排列。中国的年、季、月、日的时间排列则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密切相关。整体性的传统文化特点体现在叙事艺术上，就是所谓的“以大观小”的笔法。“以大观小”的说法可能最初是从中国绘画笔法上提出来的。沈括说：“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谓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其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似此如何成画？李君(却)[盖]不知以大观小之法。其间折高、折远，自有妙理，岂在掀屋角也！”[8] (P170)沈括谈的是绘画的空间问题，他所批评李成的画法恰好就是西方的“透视法”，而他主张的恰好就是中国传统的“散点法”。其实，不但中国古代绘画与西方绘画有此差异，从《左传》开始的叙事文学也有此差异，不过此种差异从空间透视变成为时间演进问题。中国叙事文学年、季、月、日的“以大观小”的时间演进与西方叙事文学日、月、年的“由小到大”的时间演进有很大不同。《左传》等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总是先要从一个时间大框架中说起，然后再一步步沉落到更具体的时间。如《左传》就首先要纪年，然后是这年的春或夏或秋或冬，然后才是月，然后才是日。后来的《三国演义》第一回是这样开始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汉末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建宁二年四月癸巳，帝御温德殿……”[9] (P2)三国的纷争，却从周末七国争雄开始讲。这样就看出了一个历史的“走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同观山，从山顶上往下望，山下的一丘一壑都历历在目，山的走势也一目了然，这就是“以大观小”，这是中国叙事文学时间演进的特点。它的意义就是关注故事演进的整体性，把部分看成是整体的部分。西方叙事文学的“由小到大”的时间演进，则让读者从下往上望，先看到眼前的一重山，山上的丘壑，山的走势，开始的时候都还看不到，要一步步往上走，才能逐渐领略到。西方叙事文学时间演进的特点，是分析型的，看完一景，再看一景，现实性很强。
以上分析说明，在怎样讲的问题上，主要在叙事时间的演进上，从《左传》始，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三、《左传》叙事的“视角”
故事的内容即情节有了，怎样讲也确定了，就产生一个由谁来讲的问题，一个故事由不同的人来讲，关系到看这个故事的视角，视角不同，所见的也就不同。视角的叙事特征通常是由人称来决定的。《左传》的叙事视角有什么特点呢？
当然，按照一般的叙事学理论，立刻就会说《左传》是按照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叙述的。这当然没有错。问题是《左传》的第三人称视角与别的叙事文学的第三人称视角又有何不同。《左传》叙述人是史官，其叙述视角是史官的视角。《左传》的作者是不是孔子提到过的左丘明，众说纷纭。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有史官，编写历史就是这些史官的任务。《左传》是根据《春秋经》编写的，肯定是当时鲁国的史官的作品。在《左传》中经常出现“不书，不以告也”。原来，鲁国史官所写的历史，是由各诸侯国通报而来，如果事情发生了，别的诸侯国没有通报，并不了解情况，就只能“不书”了。这些地方明显地说明《左传》作者是鲁国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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