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强调“故事情节化”，最早就是从《左传》开始的。可以说《左传》把通过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使故事情节化，不论从大处的宏观的角度，还是从细处的微观的角度，都十分重视因果关系的揭示。
如晋文公的兴起和称霸的故事，这是《左传》中的重大事件。作者写他在流亡各国中所受到的礼遇和非礼之遇，接着写“晋楚城濮之战”。那么，晋文公重耳为何能获得城濮之战的胜利，成为五霸中势力较强的一霸？《左传》在描写晋楚城濮之战之前，就先讲战事是由楚国围宋、宋求救于晋开始的。这时候作者通过回叙，说晋公子重耳经过19年的流亡，回国获得君位。仅过了两年，就想用兵。子犯晓之以理，提出先要教导民要“知义”、“知信”、“知理”，然后才能获得民心，形成力量，最后才可用兵。晋文公重耳一一照办，终于富国强兵，这才能在晋楚城濮之战中获得胜利，奠定了称霸的基业。这就给整个城濮之战晋国用兵取胜从原因上作出了一个整体的解说。或者说，就是给城濮之战这个关系到战国新局面形成的故事注入了情节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左传》为了强调晋文公重耳终成霸业的原因，还两次借对手楚成王之嘴作出解释。第一次是在“重耳出亡始末”中，重耳到了楚国，楚臣子玉要杀重耳。楚成王不同意，说：“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理。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3] (P409)第二次是在城濮之战进行过程中，楚成王在晋文公退避三舍之后，感到了晋国军队的压力，他退入自己管辖之地，又命令申叔离开穀，子玉离开宋，并说：“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3] (P456)楚成王的这两次分析，似乎是在关键时刻，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实际上是作者有意用对手的分析从宏观上说明晋文公兴起和称霸的大背景和根本原因，这里的因果关系是作者着力之笔，不可不察。
不仅如此，从僖公二十四年、僖公二十七年、僖公二十八年，从“重耳流亡始末”到“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兴起整个过程的描写，又从微观的角度，用许多看似游离故事主干的细节描写，来解释晋文公终成霸业的原因。如描写重耳逃亡进入卫国，卫文公对他无礼，连吃的东西也没给，他向农民讨饭，农民不但不给，还故意扔土块给他，他愤怒了，要鞭打这些农民。但子犯解释说：这是天赐啊，为什么不要？于是行稽首大礼，载着这些土块走了。这种“突转”的描写，以象征性的解释来说明重耳日后的成功。又如，城濮之战开始前不久，郤縠被委以中军将。为什么单单委任他，赵衰有一套说法；不久郤縠去世，由原来任下军佐的原轸越级升为中军将，也解释说，原轸“上德”。事件中人物角色的变化，也一一说明其原因。在城濮之战即将开始的时候，晋文公作了一个梦，梦中与楚王扭打在一起，发现楚王伏在自己身上，吸吮自己的脑子，自己反倒仰面朝天。为此晋文公感到害怕。又是子犯为他解释说：好梦啊，我得天，而楚王则伏其罪，楚国将归顺我们。这些细节，都可以说是“闲笔”，无关宏旨。其实不然。作者正是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说明晋文公得到上天的帮助，力图为晋文公的称霸寻找原因。又，重耳返国取得君位之后，和城濮之战后，都有一些看似无用的细节描写，如重耳的小跟班叫头须的求见的故事等，都可以说是“闲笔”，但“闲笔不闲”，说明晋文公知错必改。
故事情节化，看重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因果关系的描写，可以说是《左传》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一大特色。西方小说也注意事件因果关系的描写，但比较之下，除了那些专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外，其因果关系的描写并不十分细密，而其追求也主要在艺术情趣方面。《左传》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与后续中国叙事文学一样，它们注重事件发展中的因果关系的描写，这与中国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文学传统之一是重“道”。儒家、道家等都有自己的“道”。“道”是什么？道的本意是道路，后引申为道义、道理、规律、学说等，如《论语?里仁上》：“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4] (P232)“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4] (P244)《论语?里仁下》：“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4] (P257)《孟子?滕文公上》：“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5] (P319)“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5] (P393)。这是儒家之道。儒家之道以人与人之间的“仁”的关系为核心。道家则把“道”理解为自然万物的源头。《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 (P174)因此古代的“道”不论儒家重在人伦之道，还是道家重在自然之道，都有原初的整体的道理和根据的意思。叙事文学在中国古代的开篇是“史”，所谓“叙事实出史学”(章学诚)。所以文学叙事也必须讲“道”，即要说明事件发展过程的来龙去脉、因果根由。事件发展过程中的“突转”还是“发现”等，都要有“道理”贯穿其间，都要有因果关系使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一个由主旨贯穿的整体性情节。对于读者来说，也才能很好地理解它，并明白其意思所在。正是由于受“道”的影响，中国叙事文学作者要使一篇作品有一个明确的意思，读者也一定要读出一个明确的意思来，决不能像某些西方的小说那样意义朦胧或含混。兄弟不能自相残杀，要兄友弟恭，这是“郑伯克段于鄢”这一章的意思所在。要经过长期的磨难和曲折，在许多人的帮助下，一个人才能获得成功，这是“重耳流亡始末”这一章的意思所在。要自己和自己属下的人民都“知义”、“知信”、“知礼”，这才是富国强兵之路，这是“晋楚城濮之战”这一章的意思所在。这些意思怎么才能被发现，这就要在事件发展中强化因果关系的描写，因为在因果关系中，意思才会自然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左传》为开篇的中国叙事文学，表层是在讲“故事”，可更深层则在讲“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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