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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传》叙事的“演进”
“怎么讲”的问题主要关系到一个故事展开的时间演进问题。任何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这是普通常识。但在文学叙事中，就出现了两个时间：一个是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一个是讲故事人讲的时间。原本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可以称为“故事时间”；讲故事人的时间，可以根据讲故事人的需要，把时间打乱，把后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前面讲，或把前面发生的事情放到后面讲，这就是所谓的“文本时间”。文本时间的顺序与故事时间的顺序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这些都是叙事学的一般道理。问题是中国的叙事文学的时间演进与西方国家叙事文学的时间演进是否各有特点呢？表面看是没有什么不同，如中外小说都有顺叙(顺时序)、插叙和倒叙(逆时序)，实际上因文化的差异各有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顺时序的演进多，而逆时序的演进少。《左传》的叙事按自然时间演进的占了绝对多数，逆时间的演进，如倒叙、插叙也有，但不是很多。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就拿前面我们谈到的“晋公子流亡始末”和“晋楚城濮之战”来说，多是按照事件的自然时间顺叙，个别地方虽有插叙，其作用也很有限。《左传》中所谓“几大战役”(“秦晋韩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的描写莫不按自然时间演进。可能受中国叙事文学的开篇《左传》影响，像后来的《史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莫不如此。那么为何《左传》和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多按自然时间顺叙呢？这里有深层的文化原因。这主要是中国古代“上农”，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看重耕田种地，而耕田种地当然要对四时的更替特别敏感。因为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守时，顺时，是中国古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不误农时”。就是对于那些在精神领域活动的人来说，也明白“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7] (P693)的道理。这种从农业文明所滋长出来的文化观念，都不能不影响叙事文学对于事件演进时间的把握与运用。即从守时到顺时，折射到文学叙事上则是更重视顺叙，认为顺叙最为自然，也最能为大家所接受。
其次，《左传》和其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即使有倒叙的逆时间演进，也与西方神话、小说的那种倒叙的功能有所不同。西方叙事作品擅长逆时的倒叙演进，其功能往往更多是为了制造惊人的悬念。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是一种逆时的倒叙的典型，故事一开始就叙述忒拜城遭受天疫，神谕告诉大家，是有人犯了乱伦的罪孽。于是俄狄浦斯开始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过去的事情一件一件被揭示出来。这种逆时的倒叙打乱了原本事件正常的次序，一下子把人带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出人意料的状态中，由此造成强烈的悬念，出现惊心动魄的效果。这就让人联想到西方人在大海上坐船来往做生意，此时还是风平浪静，一切如常，突然风暴兴起，巨浪滔天，船只摇荡，甚至不幸沉没。因此西方小说的倒叙往往留下了海洋文明的印痕。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也有逆时的倒叙演进，但往往是激烈冲突过后的一种绵长的回忆，一般很少那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以“初”开始叙述，就是一个倒叙演进。所有的矛盾都已经结束，郑庄公已经打败了向他挑战的亲弟弟，他在颍考叔的帮助下，得以在“黄泉”下与母亲姜氏相见，挽回些许与母亲的感情。《左传》的这种逆时倒叙演进，决无惊心动魄的效果，也没有让读者有猝不及防的感受。这就像秋天过后，一位获得了丰收的农民在一个休息日，一边饮着茶，一边向他的朋友平静地叙述一年的经过，尽管遭灾，备尝艰辛，最后一切都很完满。这种节奏舒缓的逆时倒叙演进，是否可以说折射出中华古代农业文明的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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