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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范仲淹的官宦之路并不顺畅，他每每直言上书，两遭贬官。有趣的是，范仲淹两次贬官都是因为女人。
第一次是在天圣七年，早年间宋仁宗皇帝年纪尚幼，由章献太后刘娥临朝听政。随着仁宗皇帝日渐长大，奉还大政的说法悄然兴起，但由于太后积威，朝廷中但官员没人敢吭声。刚被仁宗召集入京的范仲淹执意上书，请求太后还政给已经年届十九岁的仁宗皇帝，奏折没有得到回应，范仲淹却被外放陈州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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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献太后去世后，深感范仲淹之忠诚的仁宗将其召回京师，任职右司谏。正当人们以为范仲淹从此简在帝心，仕途大畅之际，范仲淹再一次因为上书劝谏被外放。这一次范仲淹是因为劝谏仁宗皇帝不要随意废郭皇后而动摇国本，只是他不清楚仁宗本就不喜刘太后为自己选的皇后，帝后之间感情早已破裂，范仲淹也因此被外放苏州。
多年被贬官出任地方州府的范仲淹并没有沮丧，走遍大宋河山的范仲淹可以将自己的目光落在民间，更加抖擞精神在地方上有所作为，将胸中所学与现实相结合，历任外官的范仲淹逐渐成长为一位干臣、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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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求学时学的是《易经》，其中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范仲淹认识到对普罗大众而言，空谈道德为时过早，深知民以食为天的他虚心研究提升自己，使得自己成为文理科并重的人才。
每到一个地方范仲淹都开展调查研究如何改善当地农业，逐渐地他认识到“想吃饱，先治水。”范仲淹非常注重兴修水利，修建了不少的水利工程，最著名的是苏州的范公堤，数万民夫修成的海堰，一直到民国时期都起着作用，原本年年水患的苏州，终于慢慢地被改造成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
除了水利兴农，范仲淹在地方任上还积累了许多的救济灾民的经验，古代救灾是政府一项非常重大的工作，因为随着灾荒的蔓延，失去土地与粮食的百姓就只能到处流动，产生巨大的社会隐患。北宋朝廷吸取前朝流民起义的经验，一有大灾荒就会派人前去募兵，然这终究杯水车薪，范仲淹自己则总结了一套灵活有效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合理利用市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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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地方上出现了大面积的旱灾，粮价随即飞涨，原本作为官府应该平抑物价，然而范仲淹却反其道而行。他深知凭借所剩无几的官仓是无法救济所有的灾民的，于是索性提高粮价，将粮价一下子翻倍，使得周围的粮商看到有利可图纷纷将粮食运来，这么一下当地就积压了大批的粮食。
随后范仲淹利用官府的力量将粮价调低，远道而至想要大赚一笔的客商就傻眼了：不卖，把东西运回去的话，亏一笔运费；卖，可官府调低了价格，也亏一笔。然而客商们因为没有合适的仓储不可能逗留太久，见范仲淹给的价格还行便也只能将就，获得了一大批粮食的范仲淹自然也有了实力与本地囤积的豪商们叫板，最终顺利地以合适的价格拿到粮食救济灾民。
如此看来，范仲淹真称得上是北宋的一代“经济学人”。
范仲淹不仅会算小账，他还会算大帐。
无论是秦汉还是隋唐，随着国家政治的安定，政府掌控的军队必然有一个复员返民的过程，唯有北宋因为各种特殊的原因，国家的兵员自开国以来不减反而大大地增加。以禁军为例，太祖开国时仅有三十万人，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已然暴增到一百二十五万，其中驻守在京师开封周围的禁军便有八十万。
庞大的军费开支不但拖累了国家财政，也使得军队的战斗力锐减。征战过西北的范仲淹心知冗兵之患，也清楚冗兵的根源——国都开封的地理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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