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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文|黄益飞：大河口西周墓地叔骨父簋铭文所见西周礼制考( 三 )

墓地西周铭文礼制黄益飞大河口


宗庙是宗族的象征，叔骨父作为大宗有收族之责。《仪礼·丧服》贾公彦《疏》：“宗子，谓继别为大宗，百世不迁，收族者也。……收族者，谓别亲疏，序昭穆。”叔骨父作为新宗族的创立者，希望宗族人丁兴旺，子姓众多，本支百世，子孙永宝。生育、繁衍自然是宗族的头等大事，故而庙成即祭祀竈神以祈生。于庙中行 祭，与 祭祈食主生养的礼旨相合。
其次，作为新宗族所自出的侯，有合族之道。《礼记·大传》：“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郑玄《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亲自戚于君。位，谓齿列也。”孔颖达《疏》：“‘合族’者，言设族食燕饮，有合食族人之道。”因此，侯亲自参与隆重的竈灶之礼。
“延侯”之“延”，可读为“筵”。“筵侯”，义即为侯设筵。既为侯设筵，则必有延侯入室之事。若延仅读如本字，则失却了设筵之义。“筵侯”与吕鼎“吕筵”义同。此谓祭毕，为侯设筵。侯亲自参与祭，无疑也很重视新宗族的繁衍生息。
最后，叔骨父簋铭文显示，其祭行于“正月”。彼时之正月，当秋分之次月。益知祭四时皆行。
2. 殷周五祀
叔骨父簋所记以祭祭竈之事，亦关乎殷周之五祀。
关于五祀，《礼记·曲礼下》和《礼记·祭法》均有记载，且二者有所不同。《礼记·曲礼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徧。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徧。大夫祭五祀，岁徧。士祭其先。”经文以天子、诸侯、大夫皆祭五祀，然五祀之名未详。《礼记·祭法》则云：“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竈。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以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并详举诸祀之名。两说不同。郑玄注《礼记》，以二者所记为异代之礼，其注《曲礼》云：“五祀，户、竈、中霤、门、行也。此盖殷时制。…… 《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谓周制。”自东汉以降，研习三礼者皆宗郑康成。杜佑《通典·吉礼·天子七祀》云：“殷制，天子祭五祀：户一、竈二、中霤三、门四、行五。岁徧。诸侯、大夫与天子同。”杜说即本郑玄。
然而，郑玄之说并非汉代学者之共识。《白虎通·五祀》：
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竈、井、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出入，所饮食，故为神而祭之。
独大夫以上得祀之者何？士者位卑薄，但祭其先祖耳。《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曲礼》下记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徧；诸侯方祀，祭山川、五祀，岁徧；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有废莫敢举，有举莫敢废，非所当祭而祭之曰淫祀，淫祀无福。
据《后汉书·肃宗孝章皇帝纪》，后汉建初四年汉章帝招博士、议郎、诸儒等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对，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议》”。《白虎通（义）》就是在《白虎奏议》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白虎通》本为统一经义而作，所记应即经皇帝裁决的经义。而《白虎通·五祀》并未区别其时代，并且引用了《王制》和《曲礼》之说，而未述及《祭法》之异说，则彼时学者或以《祭法》所论不合经义。
今由叔骨父簋可知，卿大夫亦祭竈，与《祭法》“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之说不合。而且《祭法》谓庶士、庶人可祭竈，而诸侯、大夫、適士反不能祭竈，岂非咄咄怪事，亦不合降杀之例。因此，至迟在西周中期穆王之世，天子、诸侯、大夫应皆如《白虎通》所论祭五祀。《礼记·祭法》所记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祀的祭祀制度是否周制，以及其形成于何时，尚待新材料而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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