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唐朝非常包容，可毕竟景教对于中国人还很陌生，李世民不大可能因为单纯的宗教宽容，隆重接待这群外宾。更合理的推测是，一方面，唐朝跟西方大国波斯示好，保障贸易畅通；另一方面，聂斯托里派在波斯地位较高，所以阿罗本的本职极可能是外交官，带有政治任务。
此时萨珊库思老二世已经死去，他晚年昏聩，王储卡瓦德发动宫廷政变，谋杀父王，登基为帝。卡瓦德二世延续对基督徒的保护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台依靠多个基督教富商、大乡绅。国王鼓励对外交流，派阿罗本前往东方，跟新生的大唐王朝接触。波斯再往后发展，景教或许大有前途，可惜萨珊王朝盛极而衰，阿罗本入华后的第二年，波斯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败北，阿拉伯军队获胜。
阿拉伯灭波斯，对于波斯人而言，是亡国亡天下；对于聂斯托里派而言，只不过换了个主人，而且他们有专业技能，受到新政府的留用。基督徒曾经为萨珊王室效劳，现在为阿拔斯王室效劳。
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其实最早由基督徒发起，他们把叙利亚语的古希腊罗马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柏拉图的《理想国》、盖伦与希波克拉底的医书药典，转换吸收为亚洲的智慧结晶。众译者中最有名的、外号“翻译之王”的巴格达国家图书馆馆长，原是景教医生，后来投靠哈里发，改名为具有阿拉伯风格的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几百年后，天主教世界又将这些阿拉伯文本转译成拉丁文，把欧洲的知识重新拿回来。
翻译、誊抄、录入，大规模的文本处理需要更好的纸张。莎草纸太脆弱，羊皮纸又昂贵。西亚商人从中国带来了新的纸制品，原材料为碎布，价格便宜，制造工艺简单。大唐的造纸术，无意间促进了阿拉伯的文明发展，为其助了一臂之力。
尽管聂斯托里派为阿拉伯帝国服务，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但仍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部分有识之士居安思危，寻找新的安身之处。他们想到了遥远的东方，那里有个繁荣开明的国度，那里生产便宜耐用的纸张、精美的瓷器金银器，那里人口繁衍众多，或许有潜在的福音皈依者。而且阿罗本已经探过路，受到了热情接待。于是传教士们踏上路途，奔赴遥远的中华帝国。
宽容政策塑造大唐盛世
安史之乱爆发前，长安是世界性大城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景教徒到了中国，使出看家本领——炼铁、盖房、经商，谋生定居下来。他们尤其擅长医学，能做开脑颅的手术，“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通过丝路，叙利亚商人购入异域的珍稀药材，譬如底也迦（即罂粟，古代通常用作止痛药）等等。
唐玄宗的儿子宁王李宪患有多年痼疾，景僧崇一手到病除。治好了病，皇帝欣喜不已，特赐崇一五品以上的绯袍鱼袋。行医也是基督教扩张的重要方法，景僧施药、照顾病人，为邻里街坊服务。教会既是宗教组织，也是社会福利机构，照顾信众的生老病死，灾年施粥救荒，打造“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
唐王朝欢迎外来文明，立国之初便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朝廷对外商只征收10%的关税和2%的交易税，严禁地方官私自加税，突厥等边境部落民投靠入籍者可免税十年。
较之东罗马、波斯、阿拉伯，景教徒在中国获得的自由度最高，教会偶尔会碰上小风波，但总是能摆平。武则天佞佛，洛阳僧侣们招摇过市，刁难其他教派。景僧连忙集资钱财，建造“大周颂德天枢”，彰显女皇的荣耀。根据史料描述，天枢高耸，有些像古罗马的纪功柱。《资治通鉴》记载：“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武后大悦，对景僧褒奖鼓励。
修造天枢之举，显示了高超的炼铁制造技术。唐玄宗登基后，儒家痛恨女主干政的武则天，反攻倒算，抹除前朝遗物。“大周颂德天枢”也在销毁之列，工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东亚的金属工艺略逊一筹，不如景教带来的波斯、拜占庭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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