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统治者为了稳定新朝政局 ， 政治上仍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 ， 制度设计延续了五代以来防弊的惯性并达到曲尽其详、无微不至的程度 。特别是 宋太宗赵光义 对外进取迭遭挫折之后 ，注意力全面转向了内部 。他经常对臣僚宣讲：“国若无内患 ， 必有外忧；若无外忧 ， 必有内患 。外忧不过边事 ， 皆可预为之防 。惟奸邪无状 ， 若为内患 ， 深可惧焉 。帝王当合用心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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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高梁河之战 ， 宋太宗坐驴车逃窜
正是在这种“帝王用心”之下 ， 官僚阶层弥漫着因循保守的气息 ， 官员甚至把“不生事”作为处世当官的准则 。反映在思想学术上 ， 则宋基本未脱汉唐窠臼 。但当时也有一项意义深远的举措 ， 就是 崇文抑武、作养士气的政策始终得到强调 ， 并成为两宋时期的基本国策 。
《宋史· 文苑传》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 ， 即其一时之好尚 ， 而一代之规模 ， 可以豫知矣 。艺祖革命 ， 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 ， 宋之尚文 ， 端本乎此 。太宗、真宗其在藩邸 ， 已有好学之名 ， 及其即位 ， 弥文日增 。自时厥后 ， 子孙相承 ， 上之为人君者 ， 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 ， 自宰相以至令录 ， 无不擢科 ， 海内文士 ， 彬彬辈出焉 。”这段文字 ， 说明了宋朝重文政策的本末由来及其深远影响 。后人也常盛赞宋朝文治超越汉、唐 。到了 北宋中叶 ， 这项政策终于开花结果 ， 引起了政坛的变革和思想学术领域的一场革命 。
宋仁宗在位期间 ， 朝廷人才济济 ， 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 ， 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仁宗朝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如韩琦、富弼、欧阳修、包拯、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曾巩等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构成了一道闪亮的风景线 。范仲淹虽然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进士 ， 但其人生事业的主要经历也在仁宗时期 ， 是北宋政坛和思想界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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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考试图
这些人在思想上提倡正统 ， 崇尚名节 ， 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 ， 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 。其中的优秀分子不但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 ， 而且也成为振兴儒家学说、光大圣人之道的中流砥柱 。这一时期的新儒学以“ 义理之学”为主要特征 。与之相随的是 士大夫政治的确立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儒者的使命 ， 不仅限于关门治学 ， 更在于明体达用、通经致用 ， 以圣人之学为指导 ， 服务于国家、社会 。
王安石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影响的历史人物 ， 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 ， 也是学问家、思想家 。朱熹说他“以 文章节行高一世 ， 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 这是很符合事实的 。他毕生重视经学研究 ， 并用来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 。由他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 荆公新学” ， 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讨论新儒学 ， 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 ，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 ， 重文献而轻架构 ， 重经验而轻思辨 。内中可资构建体系的部分 ， 厥惟其心性论和天道观 。宋儒在疑传注、辨义理之余 ， 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讨 ， 既反映了宋儒形而上的思辨冲动 ， 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 。而这种风尚的形成 ， 也是中国思想史上 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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