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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浙成 作家，曾任《江南》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汪浙成丨《江南》一定要姓文
1992年，浙江省五次作代会后，汪浙成担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分管《江南》。
在《江南》四十之际，他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刚接手刊物，还没来得及考虑办刊的第一要务——安排稿子提高刊物质量，发现自己已四面楚歌地置身在经济问题的包围之中。”
这种困局，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在全民下海经商的热潮中，很多纯文学刊物遇到经费困难。为求生存，很多文学刊物放弃原先的办刊宗旨，改发休闲小品、武侠侦破、凶杀言情、明星逸事。
《江南》是不是也要随波逐流？汪浙成想，至少在他的任上——“《江南》作为纯文学刊物的方针任务不能变，《江南》一定要继续姓文，决不能移名改姓成为消遣性的文化刊物。”
此时的《江南》想寻求企业联合办刊，在经济上获得一些援助，然后在企业文化上为对方做些力所能及的宣传，扩大企业知名度，但是，企业却提出“一次性买断”的诉求，这就意味着，刊物从此丧失了自主权，甚至还改变了刊物的上级主管单位。
没有人愿意《江南》走这样一条路。
“记得那段日子，我一天到晚脑子转的是钱，心里想的是钱，嘴上说的还是钱。在作协党组会上，发言三句不离《江南》经费上的困难，听得黄亚洲（时任省作协副主席）都对我充满同情；参加省政协会议，也诉说《江南》办刊经费困难和对文学的忧虑。一次，有委员听后建议我用提案的方式向政府反映《江南》困难要求增加经费。我受到启发，立即草拟了一份提案。”
就在汪浙成抱着试试的心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想到给时任省委领导的信寄出不久便有了回音，要我去再进一步听取《江南》情况。”这次汇报后不久，汪浙成收到了省财政厅打来的电话，“叫我去一趟厅里，在原有基础上增拨十万元办刊经费，在正式下文前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我还能有什么意见？高兴还来不及呢！”汪浙成说，就是这十万元钱，解决了《江南》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江南》重整办刊思路，在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下，经过一段时期的阵痛和惶恐，逐渐站稳脚跟。王旭烽长篇小说《南方有嘉木》，打破了《江南》上的小说在全国获奖的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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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敏 作家、编辑、出版人。曾任《江南》杂志社主编
袁敏丨逃不开的“江南”
《江南》四十年，袁敏曾担任主编九年。
九年，3385个日夜——但对于袁敏与《江南》而言，这不是个戛然而止的数字，所以，她的讲述，如同一棵大树，每一根枝桠伸展开来，都是一个她与文学之间长长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几乎都与《江南》有关，与郁达夫小说奖有关。
今天，提起《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韩寒的《三重门》、海岩的《永不瞑目》《玉观音》等影响深广的畅销书，读者都知道袁敏是其背后的推手。听袁敏讲述这些出版的往事，没有一个不是起伏跌宕，在出版界曾传为佳话。
但是，2005年秋，作为“金牌出版人”的袁敏却选择入主《江南》，在次年推出她接手的第一期《江南》。2006年第一期《江南》印了一万两千册，相对于之前，这个数字确实有点惊人，刊物发行人员对此也有担心和犹疑，怕印数太大，砸在手里。但作为主编，袁敏有拍板权，一锤定音。
没想到一万两千册《江南》很快脱销。随后，媒体将这一期《江南》的发行情况进行了报道。在纯文学杂志销量普遍下滑的趋势下，改版后的《江南》为什么会逆势脱销？这件事引起了同行的关注，有人猜测：是不是换了一个主编进行的炒作行为？当时《小说选刊》的编辑部主任崔艾真说她要做一个“暗访”，而且，这个“暗访”说做就做。崔艾真到了杭州，当时杭州的四百多家报刊亭，她看了几十家之后，才给袁敏打电话，她说：“袁敏我真的挺佩服你，这一期《江南》还真是实打实地脱销了，我去买也没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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