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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特朗普并不能指望最高法院帮助自己连任( 二 )


巴雷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表现得极为谨慎 ， 以至于一些民主党参议员指责她心机太深 ， 在重大问题上闪烁其词 。 但从像我这样的旁观中立者的立场来看 ， 巴雷特的表现差不多可以配得上完美无瑕的最高打分 。 想必这也是她获得提名以后一个月里 ， 民意支持度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 。
例如 ， 在被问及对气候变化的看法时 ， 她回答 ， “我不认为我有能力发表意见”；对于特朗普不厌其烦地攻击的邮寄投票问题 ， 她说“我无法表达观点”；关于“奥巴马医改”的合宪性 ， 她的回答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只是应用法律”……对于可能出现的“选举纠纷”问题 ， 她的回答暗示 ， 最高法院不应该介入 。
很明显 ， 她努力回避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带入未来的工作 ， 她希望为自己被提名大法官这件瞩目的事件降温 ， 使之变得更像是一次法律专业能力考察 ， 而不是大众和媒体心目中的政治纷争 。 坚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埋怨巴雷特不够坦诚或坚定 ， 但相比于特朗普天天挂在嘴边的“我比谁都更懂……” ， 她的三缄其口恰是风暴眼中的最高法院当前最需要的宝贵品质 。
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过 ， 希望巴雷特在堕胎权利、持枪权利和奥巴马医改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令所有美国人都满意的裁决 ， 注定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 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甚至左右）人们对法律条文的理解 ，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从来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的原因 ， 更是最高法院如此重要的原因 。 但是 ， 这与为了一己私利而故意曲解法律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 今天左右两翼的人大多推断她将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大法官 ， 但未来她很可能作出让他们都感到错愕的判决 。
从过往的实践来看 ， 即使是左翼人士最反感的布雷特·卡瓦诺大法官 ， 也不见得就是保守主义运动可以依靠的马前卒 。 “奥巴马医改法案”在2010年通过后 ， 卡瓦诺领导的哥伦比亚特区上诉巡回法院曾经收到过要求叫停该法案的上诉 ， 但卡瓦诺并未屈从于右翼运动的压力 ， 而是在“七天诉霍尔德”案中支持了“奥巴马医改” 。 而在事关堕胎权利的“罗伊诉韦德”一案上 ， 卡瓦诺数十年来一直拒绝表达立场 。 但他曾公开说过 ， 自己作为巡回法院法官的职责是“忠实而全面地遵循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具有约束力的案例裁决 ， ”尊重和保护“罗伊”们（指那些寻求堕胎的妇女）的权利 。
卡瓦诺的老师和前任、2018年退休的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也是一位骨子里的保守派 ， 但他却坚决地抵制了最高法院迅速右转的趋势 。 正是他在1992年“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一案中投出的关键一票 ， 再次确认了“罗伊”案确立的保障女性堕胎权利的法律框架 。 在涉及性别多样性权利等其他一些判例上 ， 他也频繁地站到自由派大法官阵营一边 。
大法官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标签对于他们能否进入最高法院关系重大 ， 但一旦他们成功地跨入了最高法院大门 ， 他们对于宪法和法律的理解与自己身上被贴上的意识形态标签往往并不能简单对应 。 现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最高法院的角色最鲜明地反映出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
由小布什总统任命的罗伯茨曾经被认为是一名坚定的保守派 ， 直到现在他还被归入保守派大法官行列 。 然而客观地说 ， 他让保守主义运动大失所望了 。 尤其是近年来 ， 他在许多案例中一再加入金斯伯格等人组成的自由派阵营 ， 作出了一系列令右翼人士怒不可遏的判决 ， 其中就包括对“奥巴马医改”的坚定捍卫 。
这些深谙法治之道的饱学之士是一些制度主义者 ， 他们比谁都更加明白 ， 维系美国司法独立的基石并不是宪法里写的那些 ， 而是系于司法体系在民众心目中的正当性 。 意见分歧如此激烈的美国民众为什么会对最高法院的任何一项判决都无条件地接受 ， 而不是像他们时常对政府的许多政策那样报之以抗议示威 ， 就是因为民众对最高法院有着近乎宗教信仰般的敬畏和信心 ， 而这种敬畏和信心又是通过对一桩一桩具体案件的具有公信力的裁决累积起来的 。 200多年来 ， 最高法院的任何一次裁决都不可能让全体美国人都心悦诚服 ， 因而也就很难说都是绝对“正确”的 。 但是 ， 这些裁决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大法官们对宪法的真诚理解 ， 而不是基于他们的私心杂念 ， 为了要迎合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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