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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日伪时期日军如何“毒”害北平？

日军|日伪时期日军如何“毒”害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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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采访人员 罗晓光 摄影
【日军|日伪时期日军如何“毒”害北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 ， 人们都会回忆起那些悲壮、惨烈和悲愤的往事 。 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平时 ， 发生的一系列惨事 ， 就很值得人们深思 。
神乐署成细菌战基地
日伪时期 ， 日本陆军的细菌部队占领了天坛内的神乐署 ， 他们在这里研究、生产生化武器 ， 制造病菌 。 如今 ， 神乐署院内北墙下 ， 一块镌刻着“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的汉白玉牌匾十分醒目耀眼 。
神乐署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 ， 坐落在天坛西门内稍南侧 ， 坐西向东 ， 是天坛五组大型建筑之一 ， 是专司明清两代皇家祭天大典乐舞的机构 ， 并具有培训祭祀乐舞人员的职能 。 明代时神乐署称为神乐观 ， 观内有乐舞生600名左右 。 清乾隆年间改称神乐署 ， 院内的太和殿在康熙年间改名凝禧殿 。 五间大殿后面有七间小殿 。 另外 ， 署内还设有奉祀堂、掌乐堂、协律堂、教师房、伶伦堂、穆佾所和收藏乐生冠服的库房23间 ， 设施齐全 ， 称得上一所培养宫廷乐舞生的学校 。
日军占领北平前 ， 神乐署内是国民政府设置的中央防疫处 。 日军占领北平后 ， 迅速在神乐署内筹建其在华的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 ， 打着“卫生防疫”的招牌 ， 实则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试验和生产 。 1939年 ， “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改名为“华北北支（甲）第1855部队” ， 部队长西村英二大佐 ， 这支部队又称西村部队 。
西村部队是日军在北平、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组建的四支新的细菌部队之一 。 此后 ， 731细菌部队的骨干都到了1855部队 ， 731部队的部队长石井四郎也来到1855部队 ， 担任技术指导 。 《崇文区志》载 ， 1855部队主要研制和生产鼠疫、霍乱、黑热病等细菌和原虫 。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 ， 1855部队的第一分遣队强占了协和医学院 ， 第二分遣队强占了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 ， 后分别改称第一科和第三科 ， 这两处也成为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武器研制、人体实验与解剖的场所 。 但是 ， 日本投降的前夕 ， 1855部队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将他们的罪证销毁 ， 部队下令解散 ， 有的扮成日侨搭登陆艇逃回日本 ， 有的混进其他部队被遣返回国 。 日本投降时 ， 这支部队的名字从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神秘地消失了 ， 因此对于这支部队知道的人很少 。
从1937年7月开始到日本投降 ， 北平城里各种传染病 ， 如鼠疫、天花不断 ， 尤其1943年七八月的霍乱流行 ， 更是触目惊心 。 霍乱 ， 日本称之为“虎列拉” ， 系日本细菌部队的主打产品之一 。 霍乱发病时人员死亡众多 ， 传染快 ， 让人们惶惶不安 。 日本人为掩盖真相 ， 不允许中国医生参加救治 ， 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一人患病 ， 全家隔离 ， 当全家都感染后 ， 日本工兵和卫生兵再放火焚烧他们的房子灭迹 。
1995年 ， 侵华日军投降50周年之际 ， 原1855部队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一些老兵来到北京 ， 他们到北京天坛神乐署等处指证日军的犯罪遗址 ， 向中国人民谢罪 。 2018年5月 ， 《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甲一八五五部队留守名簿》名册公布 ， 这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通过多方努力 ， 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得到的 。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北平期间 ， 罪行累累 。 据《北京历史纪年》所述 ， 那几年中 ， 京城大火不断 ， 不少火灾背后都有日本人的身影 。 北平城不是华北农村 ， 在这里执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 ， 于日本人脸面不利 ， 于是城内出现的大大小小的火灾 ， 也算是日本人的“丰功伟绩”了 。 《北京历史纪年》所记录的京城大火是不完全的 ， 其实那时天天有火灾 ， 大火小火不断 ， 虽不全是日本人所为 ， 但有不少是他们干的 。
北平地区有三千家鸦片店
历史上 ， 帝国主义为了侵略、占领中国 ， 为了奴役中国人民 ， 除了用大炮、军舰之外 ， 还使用了毒品 。 日本帝国主义自然不会例外 ， 它步西方列强后尘 ， 把鸦片打造成了杀人凶器 。
战后公布的资料证实 ， 日本贩毒活动经日本内阁策划 ， 由宏济善堂负责 。 宏济善堂是1939年4月在侵华日军配合下 ， 由日本特务里见甫所建 。 宏济善堂是御用特务组织 ， 专为日军筹备军费 ， 仅1941年就卖了222吨鸦片 ， 赚了无数的钱 。 它们仅在北平地区的罪恶行径就怵目惊心 。 著名学者于力（董鲁安）1942年在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日报》及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人鬼杂居的北平市》中的一些内容就揭露了日伪时期日本人组织运毒、贩毒及引诱、戕害平民百姓吸毒的大量罪行 ， 至今读起来仍有现实意义 。
据于力揭露和“老北京”的回忆 ， 日本人是把毒品鸦片贩卖当成了“正经买卖” ， 产、运、销“一条龙” ， 每个环节都得到了日军的保护 ， 而且成为了日本的一项基本国策 。 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两年之后 ， 弹丸小国的日本在财力上已经感到困难 ， 日本大藏省（财政部）根据天皇“御旨”精神 ， 制定了“自备资斧”策略 ， 即让被占领地区的人民供应军费开销 。 而毒品交易就成了“就地征饷”的手段之一 ， 正如于力所言：“利用侵华传统的成规 ， 包庇和逼迫中日两国的流氓无赖和朝鲜一些可怜的投靠者贩卖金丹、白面、鸦片、吗啡 ， 用以削弱中国人的精神体力 ， 逼他们自己灭种 。 一面也就用这笔收入 ， 补充军用 。 ”
日本人贩毒牟利的勾当 ， 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 。 “七七事变”后 ， 日本侵略者表面上公开“禁烟”和反对毒品交易 ， 暗中却垄断毒品生意 ， 他们变本加厉地在东北、华北及北平市内外大开大烟馆（土膏店）和制造白面（可卡因）工厂 。 据史料记载 ， 仅北平地区至少有3000家以上的土膏店 ， 遍布四九城乃至乡村 。 日军在炮声中不断制造大批的“大烟鬼” ， 日本人开办的“土膏店”公开贩毒 ， 还外带发放高利贷 ， 一些意志薄弱之人吸毒上瘾后 ， 不能自拔 ， 只能借永远还不上的高利贷 ， 而后倾家荡产 ， 妻离子散 ， 家破人亡 。 有些人成为“大烟鬼”之后 ， 在贫寒交加中成了“倒卧儿” ， 冻死在街头巷尾 ， 屡见不鲜 。
伤残日军也开大烟馆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 ， 军费更加紧张 ， 除在城内抢掠、搜刮民财外 ， 还加大了贩毒赚取军费的速度 ， 不但鼓励朝鲜人在北平多开“大烟馆” ， 还鼓励日本国民参加这项犯罪活动 。 贩毒利润高 ， 且又有日本军人和日本浪人的暗中保护 ， 毫无风险可言 ， “大利所在 ， 人争趋之” ， 日本人干这种买卖是很积极的 。 日本侵略者为垄断毒品及掩人耳目 ， 声称不许个人公开经营 。 为了制造更多的“大烟鬼” ， 使其利益最大化 ， 日本人在北平城内外大建制造毒品的工厂作坊数十座 。 日伪时期前门外打磨厂、鲜鱼口发生的爆炸及失火事件 ， 都与制造毒品有关 。 为了掩耳盗铃欺骗民众 ， 日本人又下令将此类罪恶工厂迁到城郊的通州、门头沟、长辛店及丰台等地 。
北平地区种植鸦片的不多 ， 其鸦片主要来自日伪控制的内蒙、绥远和热河等地 ， 而张家口和承德就成了主要转运站 。 其大宗货品有日本关东军“武装押送” ， 所以 ， 北平的毒品生意十分“兴隆” ， 当然受毒害的人更多 。
北平3000余家大烟馆中 ， 除大多为日本人所开外 ， 有些则是朝鲜人经营 。 当时的朝鲜已被日本占领四十余年 ， 虽有抗争的勇士 ， 但参加日军及成为日军帮凶者也为数不少 。 他们与日本人有勾结 ， 并配发警用大棒 。 有些大烟馆则是“中日合作” ， 由日本浪人和中国奸商合伙经营 ， 主要开在前门外、崇文门内一带 。 这种大烟馆“十分阔绰 ， 柜房、烟室、厨房应有尽有 ， 都干净宽敞 。 好多是租用临街的楼房 ， 烟室多设在楼上” 。 这种大烟馆主要招待大汉奸和富商 ，“香茶、纸烟、鲜果、点心 ， 一呼即至” 。 这些家伙们在吞云吐雾中挥霍卖国求荣和发国难财换来的金钱 。 小的大烟馆称白面房子 ， 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蹬三轮、拉洋车和做小买卖的城市贫民 。 在大开大烟馆之外 ， 日本人开的“居酒屋”、料理店和东单苏州胡同的日本妓院内 ， 都有毒品买卖业务 。
在东四豆腐巷（今多福巷）内有一大烟馆 ， 老板是一个日本退伍军官 ， 他在喜峰口战役中被自家的手雷炸掉了一条腿 ， 算是“为国负伤” ， 为了表示效忠天皇和实现“大东亚共荣”梦 ， 在军部支持下开了只赚不赔的大烟馆 ， 除用毒品害人外 ， 还搜集军事、经济情报 。 这家大烟馆因在开业的第三天 ， 有一对中国老年夫妇相拥在门口吞食“烟膏子”自杀而成为“头条新闻” 。 老俩口是开猪肉杠（猪肉铺）的 ， 较为富有 ， 他们的独生儿子娇生惯养 ， 就是因坏人引诱抽大烟倾家荡产 ， 家业没了之后 ， 儿子犯瘾没钱就投了故宫筒子河 ， 走投无路的老俩口在大烟馆门前自杀 ， 亦算是对日本人的一种血泪抗议 。
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 ， 用鸦片毒品害死了多少中国人 ， 制造了多少“大烟鬼” ， 实在是数不胜数 。 历史是一面镜子 ，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 70多年过去了 ， 这段日军制造“大烟鬼”的历史不能忘却 。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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