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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东亚为什么盛产“做题家”

_原题是：东亚为什么盛产“做题家”
要表现执政基础来自人民大众 ， 最常用的策略 ， 就是用中立客观的技术理性选拔人才 ， 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 。 所以 ， 看起来最公平、严格的选拔性考试就成了共同的选择 ， 为社会提供着关于公正和阶层流动的基本预期 。 根植于“精英治国”的筛选性理念是盛产做题家的文化渊源 。
东亚人普遍擅长做题
做题家就是考试小能手,擅长做题考试 ， 而实际能力水平和考试成绩未必一致的人 。
做题家是中国的特产吗？当然不是 。 放眼世界 ， 整个东亚都是做题家的高产区 。 “东亚做题家”几乎是全世界人民的刻板印象 。 这个梗进入了影视剧 ， 还被编成表情包 ， 活生生将亚洲书呆子变成了国际流行词 。
不论是“美国高考”SAT ， 国际经合组织发起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PISA ， 还是单测数学与科学的TIMSS、单测读写能力的PIRLS ， 甚至单门学科竞赛——东亚文化圈各国各地的学生都排在前列 。 这种优势在小学阶段就表现出来 ， 并且一直持续到高中 。 对于这个如此引人注目的现象 ， 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人均教育投入 ， 乃至智商 ， 都无法完全解释 。
《经济学人》统计了近年来各国PISA成绩的变化 ， 发现当教育投入达到一定水平（6-15岁人均总投入5万美元）时 ， 花更多钱就不再是成绩的决定性因素 。 中国虽然公共教育投资相对极低 ， 但如果算上家庭教育支出 ， 多数城镇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得的投入仍超过了这一水平 。 经济水平和教育投资不能完全解释各国成绩的差异 ， 东亚人民对做题和考试的狂热 ， 有更复杂的因素 。
东亚教育体系有共同特点
长久以来 ， 很多人将中国人对应试教育的重视归因于“科举情结” 。 不过 ， 这个判断并不太经得起推敲 。 科举文化充其量只能算“东亚做题家”的影响因素之一 。 科举制度虽然影响深远 ， 但科举选拔的人才在规模上从来就不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主流 。 在整个帝国 ， 不经考试、通过恩荫、荐举产生的官员远多于他们 。 而且东亚也并非都流行科举 。 韩国、越南同中国一样 ， 长期开展科举 ， 新加坡则没有科举 ， 而日本很早就抛弃了科举 。
今天中国内地的人才选拔制度 ， 和港澳台地区并不相同 ， 跟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差异更大 。 有的是“一考定终身” ， 有的是多次考试 ， 有的是连考带申；有的是统一录取 ， 有的是高校自主录取 。 但它们都在最近百年间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 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培养“做题家”的行列 。
但东亚教育体系有共同特点：知识面窄而内容深的教学方式、大量做题练习、普遍的补课班 ， 以及看重考试 ， 让考试在人才选拔过程中占据中心地位 。
若以PISA和TIMSS等国际测评的成绩来论 ， 东亚第一“做题家工厂”并非中国大陆 ， 而是规模更小的新加坡 。 新加坡的教育格局跟北京上海类似 ， 同样遍地是补习班 。 《经济学人》曾刊文称 ， 新加坡教育有三样法宝：基于教育研究的教学和习题设计 ， 更窄更深的教学内容和追求人人掌握的强化训练 ， 以及更出色的教师 。 新加坡的制度比中国教育筛选性更强 。 从小学到高中 ， 学生会面临数次分流 ， 分流的学校层次直接影响未来发展 。 比如在小学阶段就会面对几次筛选：从三年级的优才班（GEP）选拔 ， 一年一度的按成绩分班 ， 到六年级的小六离校考试（PSLE） 。 新加坡学生的每轮选拔都是拿钱堆出来的 。 《联合早报》等媒体曾统计 ， 67%的新加坡家庭会送孩子去至少850所补习班上课 ， 每年花费11亿新加坡元 。 不过 ， 在月收入低于4000新元的家庭 ， 只有20%的孩子上补习班 。
筛选性教学理念源头
是“精英治国”
由此可见 ， “考试指挥棒”决定了国家的整个教育生态 。 这套筛选性教学理念根植于“精英治国”——通过某种方法将人分为三六九等 ， 筛选出精英 ， 让他们掌握权力 。
在东亚 ， “精英治国”不常被讨论 ， 却大量被实践 。 从新加坡到日本、韩国 ， 意识形态和制度虽有不小殊异 ， 但全都信仰“精英治国” 。 这很可能是源于近现代东亚地区都曾经历的威权统治史 。 这方面 ， 日本堪称先驱 。 明治维新在建立威权统治的同时 ， 也树立了比西方还要严格的精英教育等级观 。
要表现出执政基础来自人民大众 ， 最常用的策略 ， 就是用中立客观的技术理性选拔人才 ， 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 。 所以 ， 看起来最公平、严格的选拔性考试就成了共同的选择 ， 为社会提供着关于公正和阶层流动的基本预期 。 有异曲同工之效的 ， 还有以考试为主要进路的科层官僚制 。 发达的科层官僚制也正是东亚政治的最大共性 。
东亚之外也有“做题家”
世界上也有国家和地区 ， 那里的孩子不怎么应试做题 ， 却能在PISA和TIMSS等国际测评中取得高分 。 比如芬兰 。 该国的教育模式以小班制、讨论课、不做题、少考试、效果好著称 ， 在十多年前是全球各国集体学习的对象 。 不过 ， 和所有的“素质教育”一样 ， 芬兰式教学有个致命的问题：它是为一个平等而富裕的社会设计的 。 如果社会天然存在不平等 ， 那么当基础教育变得高度宽松 ， 家庭教育和课外培训就会拉大这个差距 。 近年来每年有一万多名新移民进入芬兰 ， 并且大多不会说本地语言 ， 也拉低了芬兰学生们的平均成绩 。
每个国家的基本理念都包含人人平等 ， 但不同的国家对于“平等”的定义是不同的 。 有的认为 ， 尽量不丢下一个孩子 ， 让所有国民有公平的机会接触到相对均质的教育资源 ， 这是“平等” 。 有的则认为 ， 参加同样的考试 ， 成绩好的（不管原因是天生聪颖还是家长肯投入资源）就应该被筛选出来作为精英 ， 这才是“平等” 。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芬兰、加拿大、瑞典 ， 后者的典型则是东欧国家和东亚国家 ， 更多的国家是在两者之间找平衡 。 这两种教育模式都能够产生优秀的学生 ， 但只有后者会成为“做题家”的海洋 。
东亚之外 ， 全球公认的另一个“做题家”产地是东欧国家 。 在经济水平更低、公共教育经费更少的情况下 ，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学生们长期在TIMSS排前列 ， 波兰、斯洛文尼亚等国也在PISA名列前茅 ， 表现甚至好过一些更富裕的西方国家 。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德国 。 柏林墙倒了三十余年了 ， 前东德和前西德属地的“做题家”水平至今仍有差距 。 前东德孩子家乡的经济相对落后 ， 教育经费和好学校相对较少 ， 但就是比前西德孩子更能做题 。 这或许是苏联体制的历史余韵 。
有办法不再生产“做题家”吗？
大凡培养做题家的教育体系 ， 改变的力量总会指向“减负”——虽然在今天 ， 这个词基本上已经被等同于学校甩锅、逼家长花钱上补习班 ， 被污名化了 。 然而 ， 当教育已经成为军备竞赛 ， 极大浪费社会资源 ， 影响家庭生活质量 ， 降低生育率 ， 并造成阶层再循环 ， 让所有人同时降低教育投入的“减负” ， 可能是终结这种无限内卷的唯一办法 。
2019年 ， 一直不减负的新加坡也开始了“减负” ， 希望通过取消部分考试、高校扩招等 ， 降低教育竞争烈度 。 新加坡的生育率本就极端低下 ， 人口维系主要靠移民 ， 数十年来一直将“精英治国”贯彻到底 。 如今竟然连新加坡也开始“减负” ， 可见这场昂贵的教育军备竞赛对社会的拖累有多严重 。 但问题在于 ， 在本就信仰“精英治国”的地方 ， 社会的筛选性并不会随着教育压力的降低而下降 。 “减负”也只能覆盖公办教育 ， 只要通过考试筛选成为人上人的动力依然强大 ， 减负就很难成功 。
【考试|东亚为什么盛产“做题家”】苏联也都搞过“减负” ， “减负”这个词就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 ，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今 ， 但不仅未起到“减负”效果 ， 还拉大了社会教育水平差距 。 日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推行“宽松教育” ， 结果在增加家庭教育负担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学力下降的问题 。 这些国家和地区依然在减负和加压的循环中断断续续地培养“做题家” 。 （摘自大象公会作者张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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