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架|汉魏晋墓出土叉形器的功用——从棘币、笔架、三子钗、镜架说起
_原题是:汉魏晋墓出土叉形器的功用——从棘币、笔架、三子钗、镜架说起
有关汉魏晋时代墓葬出土的金属叉形器 , 历年来 , 有不少学者关注并研究 , 其中所涉及用途是最主要的探讨方向 。 此前较常见的功用解释 , 主要有以下几种:棘币 , 笔 架 , 三子钗 , 绕线板 , 缠线器 , 假发固定饰件 。 上述定义都是不同阶段做出的判定 。 同时也有学者在讨论镜台、镜槛、镜架时涉及相关信息 。
这类汉魏晋时期流行的“叉形器”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区别 。 除了叉首数量不等外 , 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区别 , 两个叉头的叉形器 , 叉首都没有穿孔;两个以上叉头的叉形器会出现数字不等的穿孔 , 并且是两边叉首都有对称穿孔 。 将其进行区分后 , 会对其功用提供有意义的考量 。
区分列组如下:
第一组:叉形器首部没有穿孔 , 叉首为两股 , 多为绞绳结带扣或龙蛇样动物交尾缠绕 , 两侧对称 。
目前发现实物可区分为两个分型 。 A、绞绳结带扣 , 双叉首 。 B、龙蛇样动物交尾缠绕 , 双叉首 。 就刘芳芳披露连云港灌云博物馆收藏的连云港东海郡龙苴城遗址出土的铜叉形器和铜镜组合图 , 从叉首尖部交抵处的内收卡压状态信息 , 这类两股龙蛇样缠绕和绞绳结带扣叉形器 , 确实有可能达成“镜架撑”的功能 。
【笔架|汉魏晋墓出土叉形器的功用——从棘币、笔架、三子钗、镜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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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东海郡龙苴城遗址出土铜镜及撑架
但有几个问题 , 仍需要考虑:第一 , 古代铜镜的纽主要是捆扎镜绶;第二 , 已经考古发掘的早期镜架或者图像信息 , 可确认汉晋流行镜架主要是插置固定 , 许多是落地镜架组合;第三 , 汉代未有高桩家具流行 , 就以几案广泛使用论 , 仅仅用此叉形器支撑铜镜很容易滑脱倾覆 , 固定效果很差;第四 , 汉晋流行大纽铜镜 , 但因铜镜尺寸不同 , 镜纽孔穿间距不定 , 此类撑架的通行性好像很低 , 一旦镜纽孔径大于或小于“铜叉形器”叉首尖内顶角宽度 , 则无法卡扣 , 很难再支撑镜立 , 故此型“铜叉形器”是否绝对就是“镜架撑” , 还需要更多考古综合信息的获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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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叉形器有穿孔 , 也可区分为两个分型 。
A 型:叉首为三股 , 仅中间叉头有穿孔 , 共计两孔 , 叉股两侧为无穿孔龙 (兽) 首 形 (部分略有简化现象 , 且有些磨损导致造型消失) 装饰 , 两相对称 , 中心有穿孔叉头长于两侧龙 (兽) 首装饰 。 B型:叉首为品字3U形四股状 , 每个叉头都有穿孔 , 共计八孔 , 无其他装饰 , 两侧对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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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第二组A型三股龙首叉形器 , 就各地发掘简报材料 , 虽然多有盜扰 , 但几乎都和石(黛)砚板共出 , 仅个别有镜伴出 , 由此可以确认此型器和石 (黛) 砚板的关联为主要状态 , 且明显发现多例线绳缠绕痕迹残留 。 巩文也观察到此类叉形器考古发掘品有线绳缠绕痕迹 , 且多和铜镜、石黛板同出 , 因而推测这类叉形器 , 有可能是男女混用的和假发固定饰件有关 。
就前揭两组四型叉形器的分型排序 , 可以清晰发现第一组和第二组并非一种功用的器具 。 就其墓葬遗存物伴出现像和镜、叉形器的实体组合实验 , 可确认刘芳芳的推论有成立的可能 , 第一组双叉首无孔器是能做为合适尺寸镜纽的“镜撑”使用的 , 但具体确认仍需要科学考古发掘获得更多的组合信息 , 以解决前列的其他几个疑问 。 同时第一组A型的绞绳结带扣 , 类似“吉祥结”的绳索纹样概念 , 未必不是其使用功能信息的隐示 。
汉魏晋时代头钗饰的实际组合使用状态难以保存且考古发掘所得一般属零散配件 , 几乎不可能完整存留至今 。 至于墓室壁画及其他漆材或别的介质绘本所获取也仅是部分信息 , 史料文字记载则更趋平面化和想象状态 , 难以具体显现头钗饰的原貌 。
第一组 A、B 型及第二组 A、B 型叉形器 , 从其龙蛇首、双头龙 (兽) 首多齿状态和多孔结构形态 , 可以否定“三子钗”的头钗功用 。
因为任何时代头钗饰品的光滑便插功能是第一原则 , 如果极易于挂扯头发 , 肯定是不能做头饰使用的 。 至于太昊棘币一说 , 时代和功用皆不符 , 已早为学界否定 , 无须赘述 。 此器呈相对较薄的片状 , 无法单独支撑竖立 , 故这种形体形状也否定了笔架说 。 再就整体叉形器出土和大量石砚 (黛) 板的同伴出现像 , 以及绳索缠绕痕迹的遗留信息 , 虽然令人容易联想到梳扮仪妆用具 , 尤其是大胆推测的假发固定饰件的可能 。 但如果细观察发掘和存世实物叉股间的线绳缠绕状态和线绳多层重叠 , 同样会发现这类器物难于自己去固定假发装饰 。 古时假发饰品不是提前布好就是由仆从侍奉 。 当时制作如此大量的假发饰件搭配假发头饰 , 且普遍入葬 , 明显不合常理 。 排除前述各类功用后 , 仅就叉形器出土残留痕迹和状态分析 , 绕线板和缠线器的判断 , 的确更接近实际功用的可能 , 股叉间残存的多层缠绕线绳痕迹就是最好的证据 。 但是否还有更进一步可以推定的使用方式的可能呢?就前述大量发掘信息 , 石砚 (黛) 板同伴出是非常重要的现象 。 石砚 (黛) 板除了常识理解的眉黛勾妆功用 , 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功能 , 那就是研磨书写 。 此类叉形器集中出现在汉魏晋时期 , 所出土墓穴埋葬位置同样多为京畿府州重地 , 其中多数逝者身份高贵 , 这无疑也映现了墓葬主人的知识属性 。 阅读、文函 , 获得知识 , 生活公务 , 文艺雅兴 , 书册简卷是最常所及之物 。 石砚(黛)板 , 铜削、镜子、有缠绳痕迹叉形器 , 身份高贵的无论男女亡者 , 所有信息的一同出现 , 当绝非偶然 。 汉魏晋纸张批量普遍出现使用前 , 简牍之卷一直流行入晋 , 并为政府间公文类记录而大量使用 , 民间知识阶层更是如此 。 若甘肃临泽县出土西晋末期民讼简册 , 湖南郴州苏仙桥古井出土西晋惠帝司马衷年间桂阳郡郡府文书简牍 。 尤其是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黄家湾滩墓群编号M23的墓葬中发现的一批保存较为完好的西晋愍帝司马邺年间木简 。 该批简牍共计27枚 , 计900余字 , 发现时放置于M23号墓墓主棺盖上 , 根据其上残留的编绳痕迹判断其原本应系以细麻绳连缀的成册简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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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站街晋墓出土叉形器绳线捆绕痕
前揭各类墓葬发掘信息及伴出物、且联系墓主人的等级身份 , 并考虑汉魏晋时期官府、贵族及社会治理层面所用简册公文书牍状况 。 有理由推判此类第二组 A、B 型多孔片状叉形器 , 很有可能是如削刀般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流行的一种文具 。 即专门用来捆缚系扎简册卷牍书绳的专用“简册捆扎器” 。 并随晋代以降纸张流行后 , 简册卷牍消失而隐退 。 特别是叉孔应该也有固定链接扣紧的功能 。 但至于具体使用方法还有待思考 。 同时也期待日后考古发掘能有更清晰的关联使用呈现获得 , 以明就里 。 (作者: 阎焰)
来源: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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