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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马论|【纪念赵树理逝世五十周年】赵魁元｜汪曾祺与赵树理( 二 )


这些充满诗意的表达 ， 笔者没有听过 ， 恐怕许多人没有听过 。
说有意义 ， 是因为赵树理和汪曾祺都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代表性人物 。 赵树理成名于20世纪四十年代 ， 汪曾祺成名于20世纪八十年代 。 他们之间有没有关系 ， 有什么关系 ， 应该是一个研究课题 。
二
北京师范大学的赵勇在读《汪曾祺全集》时就对汪曾祺与赵树理的关系发生了兴趣：汪曾祺究竟喜欢不喜欢赵树理？赵勇下了一番功夫 ， 结论是：“当然是喜欢 。 岂止是喜欢 ， 简直是敬佩！如若不信 ， 有文为证 。 ”
保马论|【纪念赵树理逝世五十周年】赵魁元｜汪曾祺与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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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汪曾祺全集》 ， 是赵勇的职业本职 ， 但把赵树理和汪曾祺联系起来研究 ，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赵勇是晋城人 ， 是从赵树理家乡走出去的后辈学人 。 《灵泉洞》是赵勇走上文学之路的启蒙书 。 他并不是专门研究赵树理的 ， 但学习和研究赵树理似乎是他绕不过去的话题 。
保马论|【纪念赵树理逝世五十周年】赵魁元｜汪曾祺与赵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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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是赵树理百年诞辰 ， 属重大纪念活动 ， 赵勇自在邀请之列 ， 为大会提交论文是义务和责任 。 正在阅读《汪勇祺全集》的他自然选择了赵汪之比较 ， 论文是《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从对立到融合——由赵树理、汪曾祺的语言观看现代文学语言的建构》 ， 既抓住了赵、汪比较之核心 ， 又很有学术份量 。 赵勇似乎言犹未尽 ， 又接连写出了两篇文章《汪曾祺喜欢不喜欢赵树理？》《民间进入庙堂的悲剧》 。 前文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第4期 ， 《新华文摘》2008年第6期转载） 。 三篇文章可以说打开了汪曾祺与赵树理研究的大门 。
赵勇把《汪曾祺全集》仔细翻阅了一遍 ， 发现汪曾祺在其文章中 ， 有六处地方提到了赵树理 。 例如 ， “四十年代的战争年代 ， 有一批作家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 。 他们没有受过完整正规的学校教育 ， 但是他们得到农民文化丰富的滋养 ， 他们的作品受了民歌、民间戏曲和民间说书很大的影响 ， 如赵树理、李季 。 ”“他写的小说近似评书 。 ”
“最早提出‘问题小说’的是赵树理 ， 他也写过一些这类作品 ， 像《地板》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 。 但是恰恰就是他自己的不少小说 ， 也无法放到‘问题小说’里面 ， 比如《手》、比如《福贵》 ， 而往往就是这样一些小说比所谓的‘问题小说’的艺术生命力要强” 。
这段话很精辟 。 是汪曾祺对赵树理小说的直接评价 。 汪曾祺发现了赵树理小说中不是“问题小说”的小说 ， 并且认为它们的艺术生命力更强 。
三
2011年《新文学史料》第二期登载了孙郁的文章《汪曾祺与易代之际的北京文坛》 。 这篇文章对于研究赵树理与汪曾祺的关系非常珍贵 ， 非常重要 。
孙郁的文章视野非常开阔 。
新中国的成立 ， 对老舍、沈从文、汪曾祺来讲 ， 意味着改朝换代 。 易代之际 ， 他们将走什么样的路 ， 显然是一个大问题 。 历史已经说明 ， 老舍和沈从文走了不同的道路 。 汪曾祺幸运的是 ， 他遇到了老舍和赵树理 。 后来他历经磨难 ， 但他年轻 ， 他赶上了改革开放 ， 中国的“文艺复兴”、“新启蒙” ， 让他焕发了文学的青春 ， 一鸣惊人 。
1950年7月 ， 汪曾祺调回北京 ， 落脚到北京文联 ， 任务是编辑《说说唱唱》 。 赵树理是《说说唱唱》的主编 ， 但并不是挂名 ， 而是干活的 。 赵45岁 ， 带着方向的老环 ， 汪30岁 ， 风华正茂 。 汪曾祺和赵树理前后相处5年 ， 交往自然多 ， 请看孙郁的描述：
“《说说唱唱》编辑部里最迷人的人物是赵树理 。 与赵树理共事 ， 打开了汪曾祺审美的另一扇大门 ， 眼睛为之一亮 。 他对这个土生土长的作家颇为佩服 ， 在小说笔法、学识、为人方面 ， 开悟很多 。 赵树理是真懂民间艺术的人 ， 言及戏曲、杂技、小说、诗词方面都有妙论 ， 散淡得如乡野高人 。 他的小说传神之外 ， 还有学理的力量 ， 带着乡村中国的魅力 。 和那些大学教授不同 ， 也与沈从文有别 ， 赵树理乃民间智慧和传统文化的有趣的嫁接者 ， 旧的读书人的毛病殊少 ， 而传统文化精妙的因素却得以延伸 。 赵树理这样的人物 ， 在汪曾祺看来是一个奇迹 ， 因为有泥土气 ， 又有新的创新的理念 ， 遂远离了士大夫的窠臼 ， 新时代的气象罩在身上 。 这在汪曾祺看来不妨是一种选择 。 在易代之际 ， 有此气象者 ， 唯老舍、赵树理两人而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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