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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亲历朝鲜停战谈判：“不要带着仇恨和情绪，要见招拆招”( 三 )


对此 ， 李相朝斥之为“人口买卖” 。 他说：“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返并不是人口买卖 ， 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 。 ”对方说可以把“自愿遣返”改为“不得强迫遣返” 。 李相朝说：严格按照日内瓦公约办事是所有签字国必须遵守的义务 ， 怎能污之为“强迫遣返”？对方说：释放全部战俘就等于增加你方的军事力量 。 李相朝说：这说明你们真正关心的不是战俘的人权和幸福 ， 而是战斗人员与武力 。
此时 ， 美方战俘营中也出现了日益激烈的流血斗争 。 朝鲜人民军战俘多为北方人 ， 大多坚定要求回归 ， 而志愿军战俘情况则比较复杂 ， 原国民党军俘虏成分占70%以上 。 但这些人大多数内心是愿意回到祖国和家乡的 ， 真正“不愿遣返”的所谓“反共战俘” ， 估计有3000人左右 ， 多为原国民党军党团骨干分子和军校毕业生等 。
对于多少人拒绝遣返 ， 美方一开始也没有数 。 4月1日 ， 希克曼通知柴成文 ， 约有11.6万人可以遣返 。 十多天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说法 ， 说“甄别”的结果是只有7万人可以遣返 ， 其中志愿军战俘为5100人 。 对此 ， 中朝方表示不能接受 。 谈判不欢而散 。
秘书处
在参谋处工作半年后 ， 杨冠群被调到为谈判提供综合性服务的秘书处 。
公开场合以朝方为主 ， 是代表团的一条原则 。 有段时间 ， 秘书处青年们中间流传着一些关于朝鲜生活的“怪话” ， 什么“马小牛大、门小窗大、官小架子大” ， 受到领导的批评 。
谈判初期 ， 秘书处仅有数人 ， 至停战前后已发展至八九十人 ， 包括会议组、打字组、翻译组、负责监听和抄电码的新闻组 。 此外还有一个5人的专家组 ， 包括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时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朱光亚 ， 以及周珏良等外语教授 。 他们帮忙审校 ， 出谋划策 ， 从国际法角度对处理战俘问题提出建议 。
新闻组通过收集美联社、合众社、BBC、VOA等媒体的战地采访人员报道 ， 整理成《For Your Information Only》 ， 即开城版“参考消息” ， 提供给朝中懂英文的采访人员和工作人员 。
杨冠群要根据《For Your Information Only》汇总中朝方战俘在战俘营中被打死打伤的情况 ， 交给代表团领导 ， 用以辩驳美方或提出抗议 。 杨冠群调到秘书处后 ， 几乎两三天就要抗议一次 。 后来毛泽东指示 ， 不要一事一抗 ， 才停歇了 。
代表每次从板门店归来 ， 除向李克农、乔冠华直接汇报外 ， 还必须向中央报告 。 有时因板门店休会迟 ， 或因会议内容多 ， 简报写完 ， 经乔冠华修改 ， 送李克农审批时已届深夜 。 等发去的电报从北京批复回来 ， 往往已是次日清晨 。 此时 ， 秘书处又需根据指示修改或重拟发言稿 。
发言稿有两类 ， 一是长篇发言 ， 系统驳斥对方论点 ， 二是短兵相接时使用的临时发言稿 。
乔冠华思维敏捷 ， 语言铿锵有力 ， 是有名的“秀才” 。 他常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低头沉思 ， 来回踱步 ， 口中授词 ， 通常由浦山执笔 。
秘书处处长浦山 ， 194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 有“人民的驴子”之称 。 改革开放后许多人出国改穿西装 ， 而他总是一套半新不旧的毛氏制服 。 谈判最紧张时 ， 他搬到李克农和乔冠华的住所打地铺 ， 随叫随到 。 有时连续几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 因压力太大 ， 常常在睡梦中大喊 。
浦山写成文后 ， 再经乔冠华过目定稿 。 杨冠群等秘书处工作人员则静候在旁 ， 每定一稿 ， 就立即用五张白纸夹上四张复写纸 ， 用力誊写五份 ， 久而久之 ， 中指上形成了厚茧 。 其中两份 ， 立即送去翻译 。 这都需要赶在谈判代表上车出发去板门店前 ， 时间十分紧迫 ， 必须高效才能完成 。 杨冠群说 ， 其中乔冠华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
在谈判会场 ， 杨冠群主要做英文会议记录 ， 后期兼做翻译 。
美方有职业速记员 ， 几人轮流作业 ， 10分钟换一次班 。 中方则是二人一组拼命同记 ， 每次做完时间较长的会议的记录都头昏脑涨 。 回到开城 ， 还需相互核对记录 ， 有时还需找参加会议的翻译和参谋帮忙 。 一旁还有英译中的人员在等候 ， 实行流水作业 ， 整理出一页翻译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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