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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免疫|为什么中国拒绝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为什么中国拒绝群体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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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 ， 在不同的战疫策略下 ， 各国的抗疫成绩已显示出明显的差距 。
事实上 ，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 中国人一直频频与瘟疫作斗争 ， 但为何却从未出现过以“群体免疫”应对疫病之策？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宝博士引经据典 ， 从儒家孔孟之道讲起 ， 拆解为何中国人拒绝群体免疫 ，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
【群体免疫|为什么中国拒绝群体免疫？】作者 | 王建宝
来源 | 澎湃新闻
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的说法不可能出现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 ， 因为这种说法来自弱肉强食的禽兽丛林 ， 违反了中国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仁爱精神 。
反观欧洲 ， 群体免疫之论从英国开始 ， 甚嚣尘上；在北美、南美和南亚等地区 ， 群体免疫的策略可谓心照不宣 ， 甚至大行其道 ， 各类媒体不乏对此暗送秋波 ， 故 ， 不得已作文以明道——为什么中国拒绝群体免疫？
第一节 从历史实事讲起
瘟疫（Pandemic）在全球各地、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都出现过 。 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 ， 人与瘟疫作斗争的历史长达几千年 。 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群体免疫的说法 ， 甚至都不会有这种想法 。
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
耶元217年 ， 岁次丁酉 ， 瘟疫肆虐 ， 著名文学家群体“建安七子”中的五位都感染而殁 。 东汉末年（184年-220年）的瘟疫之惨烈 ， 按照南阳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的说法 ， 他家族的二百多人口 ， 在瘟疫中死了三分之二以上 。 但是 ， 无论政府、士族还是广大民众 ， 甚至杀红了眼的各路军阀 ， 都在想办法抗击瘟疫 ， 研发治疗方案 。 比如 ， 司马懿的长兄司马朗在魏武帝曹操的军中治病抗疫 ， 不幸染病身亡 。
在抗疫中 ， 张仲景先生造《伤寒杂病论》 ， 活人无数 ， 成医之圣者 。
明末：《瘟疫论》
1633年 ， 岁次癸酉 ， 明朝已经奄奄一息 ， 瘟疫肆虐 ， 但是各级政府仍旧尽力在抗疫 ， 而且持续了十多年 。 在抗疫中 ， 苏州的吴又可先生总结前人之学术成果 ， 撰写了医学名著《瘟疫论》 。
1910年东北鼠疫
1910年 ， 岁次庚戌 ， 鼠疫从俄罗斯传入东北 ， 还有一年不到就垮台的晚清政府积极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抗疫 。 这次抗击鼠疫不仅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 而且在负责抗疫的医生伍连德博士的指挥下 ， 人类第一次采用了隔离（Social Distance）的方法 ， 第一次采用焚烧尸体消灭鼠疫杆菌的办法 ， 发明并第一次使用了口罩（Face Mask） ， 使得人类第一次使用科学的方法成功地防治了瘟疫 ， 取得了抗疫胜利 。
2020抗击新冠病毒
2020年 ， 岁次庚子 ， 新冠病毒（COVID-19）引发的瘟疫肆虐 ， 中国政府和人民还是坚持几千年的传统 ， 全力抗疫 ， 应收尽收 ， 无论老弱病残 ， 不放弃任何人 。 据媒体报道 ， 一位104岁的老人在武汉已经治愈出院 。
第二节 从人性论来讲
海德堡大学的卡尔·雅思贝尔斯教授提出轴心文明的概念 ， 后来被哈佛大学的本杰明·史华慈教授细化为“四大突破” 。 为了读者理解方便 ， 笔者总结为希伯来的神（God）、印度的空（Emptiness）、希腊的理（Reason）和中国的道（Dao） 。
中国人的“道”经常被分为天道与人道 ， 最终是一个道 ， 所谓的“天人合一” ， 杜维明先生将其发展为“存有的连续性（Continuity of Being）” 。 天命之谓性 ， 率性之谓道 ， 修道之谓教 。 道也者 ， 不可须臾离也 ， 可离非道也 。
（《中庸》）这种天人合一、不可须臾离之道与人神两分的希伯来传统、我法两空的印度传统（包括佛教）以及主客二分的希腊传统（包括现代科学）都是不一样的 。 不理解这个不一样 ， 就无法理解各大文明的精彩 ， 更不会拥有自身的根源意识 。
天道与人道是（is）也应该（ought to）合一的本源在“人之初 ， 性本善” ， 也是文化中国的大本大源 。
有了性善 ， 才能由“心”显“性” ， 使得天性之善活化为人心之善 ， 才能性与命对扬 ， 使得人心之善（性）在人伦日用（命）中得到具体实践 ， 所谓即凡而圣（Fingarette ， 芬格莱特 ， 加州圣芭芭拉大学）[1] 。 如是 ， 一种内在超越（牟宗三）的人文精神才能绵延不绝 。
正如陈荣捷先生所论 ， 中国哲学史一言以蔽之 ， 就是人文主义（Humanism） ，但是这种人文主义又不否认超越的力量和天的神圣性 ， 而是“天人合一”的 [2] 。 杜维明先生将此扩展为“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3] 。
有了人性本善的前提、信仰和体认 ， 才能够“依自不依他”地实践圣贤人格 ， 使得儒家为己之学成为可能 。
孟子说 ，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 （《孟子》）这个“几希”就是人性至善的本体 。 如果不承认人性善 ， 就没有了己的终极根源 。 “己”如果没有了自身的能力和潜力实现“克己复礼为仁” ， “己”只能落实到己之外超越层面 ， 比如神、空或者外在的知识 ， 这就是“外在的超越” 。
性善论乃文化中国的基因 ， 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价值 。 但是 ， 人性本善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 甚至误解很多 。
比如 ， 大多数人以为儒家强调集体 ， 强调权威 ， 强调等级 ， 强调角色伦理 。 很多学者总是想从“群”或者说“共同体”的角度来阐述儒学 ， 来开发儒家的现代价值 ， 甚至用来格义或者比附西方启蒙运动开显的价值比如民主、科学、自由、理性等 。
限于篇幅 ， 本文仅以角色伦理为例 。 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人的角色 ， 比如我是谁的女儿、妻子、学生或者母亲 ， 领导或者下属等等 ， 那么把这些角色全部剥去以后 ， 一个人最终会陷入一种虚无 ， 因为剥到最后 ， 人就成了一颗“洋葱” ， 空空如也 。
显然 ， 儒家的核心价值不是“角色”而是“仁” 。 “仁”与种子是一个意思 ， 有自己本身的生命力 ， 只要条件合适 ， 就能从一颗“果仁”长成参天大树 。
当然 ， “仁”需要通过“礼”来开显 ， 没有“礼”的“仁”还是一个沉睡的种子 。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 ”外在的社会性的角色需要“礼”的规范和升华 ， 但是其根源还是“仁” ， 没有“仁”的“礼”只是一种表演的套路而成为繁文缛节乃至对人的戕害 。
在仁与礼之间只有一个窄窄的山脊梁 ， 由此通往人性光辉的顶峰 ， 止于至善 。
有了性善论 ， 中国人才能不靠上帝或外在的科学知识 ， 也不追求究竟涅槃 ， 而是靠自己 ， “不离日用常行内 ， 直造先天未画前”[4] 。 唯圣人能践形（《孟子》） ， 在有限的肉体中实现无限的精神价值 ， 此乃性善论的即体即用 。
有了性善论 ， 儒家的为己之学才有源头活水 。 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根源得以建立 ， 从而人靠自己就可以挺立在天地之间 。 儒家发展以仁为根本 ， 从己、群、地、天的四个向度展开 ， 在横向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 ， 于纵向具有於穆不已的开放性 ， 和而不同 ， 天下为公 ， 生生不息！
有了性善论 ， “己”才有可能产生“草木瓦石皆有情”的恻隐之心 ， “己”才能有可能做到“民胞物与” 。
正如犹太教神学家马丁·布伯在《我和你》（I and Thou）中表达的那样：“人通过你而成为我！”[5]
如是 ， 任何人被感染都犹如我自己被感染 ， 任何人的被放弃犹如我自己被部分地放弃 ， 群体免疫违背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善”而戕害了“良心” 。
第三节 从“群”来讲
以上乃从人之为个体的性善论出发 ， 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拒绝群体免疫 。 申言之 ， 如何让人与人之间形成“群”在一起过日子 ， 这是往圣先贤一直在呕心沥血进行思考的问题 。 就西方来说 ， 从柏拉图到马基雅维利 ， 从圣托马斯到洛克 ， 从休谟到罗尔斯 ， 大家都贡献良多 。
第一 ， 我们必须在“善”的价值层次上讨论“群”的问题 。
首先 ， 为什么要在“善”的层次上讨论“群”的问题呢？
因为“在这个文化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 ， 罗尔斯为了获得普遍的正义共识 ， 他只有在什么是‘正当（义）’（right）的政治伦理上寻求重叠共识 ， 而在‘善’（good）的价值层次上不得不保持沉默 ， 也就是说 ，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前提 ， 是把文化用括号括起来 ， 存而不论的 。
这样 ， 问题就出来了：假如不讨论多元文化 ， 各种文化不进行积极对话 ， 那个以政治正义为中心的重叠共识是否会变得很薄 ， 甚至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 制度的基础就不稳固 。 ”[6]
其次 ， 如何在“善”的层面上讨论“群”问题呢？
孟子以舜为案例进行阐释 。 舜 ， 无论是种田、做陶器还是打鱼 ， 他生活劳动的地方都“三年成都” 。 人们自动地聚集到他的周围 ， 人口多了以后 ， 自然地形成了一个“都” 。 真可谓“大独必群” 。
孟子还讲到一个历史案例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 ， 被尊称为“大王” 。 他在面对北方狄人入侵的时候 ， 主动退守到陕西省周原一带 ， 但是大家都跟着他迁徙 ， “从者如归市” 。 “周”作为共同体继续绵延 ， 最后在耶稣纪元前1046年伐纣成功 ， 建立了“周朝” 。 此后 ， 文王的儿子周公通过治礼作乐 ， 形成了今天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基本生态 。
孟子通过这两个历史案例想要表达的意思如下：
1. 星星之火 ， 可以燎原 。
如第一节所论 ， 人之初 ， 性本善 。 舜本人的一己之善成为整个文明的火种和共同体的起点 。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 ， 与木石居 ， 与鹿豕游 ， 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畿希 。 及其闻一善言 ， 见一善行 ， 若决江河 ， 沛然莫之能御也 。 ”
人从此与禽兽告别 ， 开始了文明的涓涓细流 。 “先知觉后知 ， 先决觉后觉” ， 文明的溪流慢慢变成了滚滚的大江大河 ， 排除艰险 ， 盈科而进 ， 达于四海 。 在这个过程中 ， 文字以及各种礼、乐、刑、政制度开始产生 ， 逐渐完善 。
例如 ， 根据学者考证 ， 最早的赋税是大家将粮食交给某个通天地的人代为祭祀 ， 年深日久 ， 这些掌管祭祀的人就不从事劳动生产 ， 而需要共同体其他成员的供养 ， 从而赋税成为必要形成制度 。
孟子在与白圭的辩论中 ， 举例证明税收之必要 。 孟子先是比喻 ， 万室之国 ， 一人陶 ， 则可乎？显然吃饭盛水的陶器是不够的 。
孟子进一步指出 ， 今居中国 ， 去人伦 ， 无君子 ， 如之何其可也？而城郭公室、宗庙祭祀、诸侯朝贡、百官之设都需要钱 ， 因此收税是必须的 ， 否则就是“貉道” ， 还是处在野蛮状态 。
当然孟子更反对“为富不仁”的重税 ， 批判其为“桀道” ， 对此 ， 人民可以置换社稷、推翻政府 ， 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 ， 君为轻”也 。
2. 人性本善如何就能够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呢？
有一位著名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自1970年代开始 ， 通过一系列计算机模拟、人机对抗等科学实验证明：
在连续和重复博弈中 ， 胜算最大的要素是善良和宽容 ， 这种善良在短期博弈中 ， 也许会吃亏 ， 但长期一定得利 ， 他们会输掉一场短暂的战役 ， 但一定赢得一次长期的战争 。
什么叫重复博弈中的善良呢？从不首先背叛 。 [7]
显然 ， 舜和古公亶父用自己的善赢得了民心 。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也 。 古公亶父在面对北狄入侵的时候 ， 输掉了一场“短暂的战役” ， 但是赢得了长期的声誉 。 俗语中的“老实人战略”或者“吃亏就是福”都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
第二 ， 文化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 。
基于以上追根溯源 ， 文化中国（杜维明语）正如《尚书》所载 ， 乃是“和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一个滚雪球式的逐渐壮大的过程（这里的百姓指的是一百个姓氏） 。
如是 ， 文化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 。
在公元前220年 ， 她是一个封建制的、许多诸侯国家并存的“天下” ， 周王是“天子” 。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 基于夷夏之辨的文化-政治共同体得以建立 ， 帝国臣民的资格不是基于种族、宗教 ， 更不是基于民族或者财富 ， 而是基于最基本的“仁也者 ， 人也”的人 ， “凡有血气者 ， 莫不尊亲 ， 故曰配天” ， 这都是帝国的“选民” 。
政府的合法性也不是基于血缘家族或者宗教祭司 ， 更不是基于武力军功 ， 而是“天命无常、惟德是辅” ， 政府的合法性基于道德 ， 即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
正如孟子引用《尚书》所说 ， “天视自我民视 ， 天听自我民听” 。
如是 ， 任何君主之皇权 ， 任何圣殿、教堂和寺庙之教权 ， 在中国人心中是没有绝对的合法性的 ， 更没有权威性和神圣性 ， 其地位和权力取决于其德性和德行 ， 一旦堕落 ， 马上更换 ， 此谓“革命” 。
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都在上演的改朝换代 。 总之 ， 文化中国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涂尔干语） ， 而不仅仅是一个在近一百多年才从“天下”被迫压缩成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
其次 ， 在这样的共同体中 ， 历史才是“宗教” ， 历史赋予了群（集体）和己（个体）的意义 。
有了历史 ， 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才能在内时间意识（胡塞尔语）上融为一体 。
曾子曰：慎终追远 ， 民德归厚焉 。
孔子曰：事死如事生 。
如果我们抛弃了死者 ， 也就是放弃了生者（后死者）的意义 。 死者的世界是生者之所以活下去的有机组成部分 ， 是生者所以活下去的理由 。
因此 ， 对于鳏寡孤独、生病残疾的人 ， 共同体必须给予特殊的优厚待遇而不是相反 。
如此 ， 才能让优秀的人获得良心的平安 ， 才能孕育道德的力量 ， 使自己成为共同体的楷模 ， 从而使得信赖社群成为可能 。
任何对残疾人的轻视都不符合儒家的精神传统 。 无论是聋哑残疾还是肢体残疾的人 ， 都能够在有机的群体中为团结提供价值 。
正如《礼记》所载：喑、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 ， 各以其器食之 。 （《礼记·王制》之67）
反观有的文明传统 ， 就没有这种对老弱病残的起码的尊重 ， 更不必奢求将这些人视为整个文明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
涂尔干说 ， 有时候 ， 法律竟然以某种方式怂恿和鼓励根据物竞天择的准则 ， 将体弱多病的婴儿处死 ， 就连亚里士多德本人也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惰[8] 。
儒家不歧视任何残疾人 ， 而是给予足够的尊重 ， 让其发挥自己的优势 ， 比如让盲人做音乐家 ， 这样 ， 残疾人就能在专业劳动的尊严中获得个人自由 。
申言之 ， 在儒家思想中 ， 没有“种族歧视”的历史话语 ， 也没有“奴隶制”的生存空间 。 三千多年以来 ， 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声称另外一个人是自己的奴隶 ， 因为都是“人之子” 。
至于种族 ， 儒家强调的是“人禽之辨” ， 只要是人 ， 脱离了禽兽的世界 ， 就是我的同胞 ， 而无任何在人种意义上的差别 。
“夷狄入中国 ， 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 ， 则夷狄之 。 ”虽然文明程度也许有差异 ， 但是“各自寻找各自门” 。
这也许可以解释带着两万七千多士兵的郑和舰队 ， 在十五世纪初对太平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七次探险中 ， 以绝对优势的实力（power）却没有建立任何殖民地 。 “非不能也 ， 乃不为也” 。
关于种族主义和奴隶制的讨论将另外撰文 ， 不过都与对集体免疫蠢蠢欲动的思想一脉相承 。 放弃病人与歧视黑人或者残疾人 ， 放弃病人与无视奴隶的痛苦 ， 其心灵积习（Robert Bellah ， UC Berkeley）是一而不是二 。
第四节 中国拒绝群体免疫的意义
在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下 ， 我的存在是由于你的存在 ， 生者的存在是由于死者的存在 。
逝者长已矣 ， 生者如斯夫！只有每一个人的生都得到深刻的关注 ， 每一个生命都得到力所能及的照顾 ， 那么才能减轻死的遗憾和痛苦 ， 给“后死者”留下尊严和意义 。
这也许是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的深刻悲剧意识和深远的含义吧 。
为此 ， 群体免疫毒害了甚至是彻底消解了“后死者”的生存意义 ， 这会使得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必然出现 ， 人重新堕落为禽兽而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之高贵！
瘟疫尚未远去 ， 赛博（Cyber）世界早已来临 。 无论是个人的生活方式还是社会组织方式 ， 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全球治理方式 ，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企业 ， 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国家 ， 新时代带来新机遇 ， 呼唤新文明 。
在危机中 ， 吾心安处即是吾家 。 以人性本善开显的人文精神必定能够塑造一个“天下一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在这个大家庭中 ， 我们拒绝群体免疫！
注释：
[1] 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著 ， 彭国翔、张华译：《孔子：即凡而圣》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2002年第一版 。
[2] 陈来主编：《儒学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维明先生八十寿庆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第一版 。
[3] 荣捷编著 ， 杨儒宾等译：《中国哲学文献汇编》 ，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 第1页 。
[4] 王守仁：《别诸生》 ， 见吴光等主编：新编本《王阳明全集》卷二 ， 浙江古籍出版社 ， 2010年12月第一版 ， 第828页 。
[5] 马丁·布伯著 ， 陈维纲译：《我和你》 ， 北京：三联出版社 ， 1986年第一版第44页 。
[6] 杜维明：《文明对话中的儒家：21 世纪访谈》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6年4月第一版第39页 。
[7]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Cambridge ，MA: revised edition published by Basic Books ，2006 ， .p.149-150.
[8] 【法】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著 ， 渠东译：《社会分工论》 ， 北京：三联书店 ， 2000年第一版 ， 第228页 。 注1：亚里士多德：《政洽学》 ， 第4卷（及第7卷） ， 第16章 ， 1335b ， 第20页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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