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新文科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与出版
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世界 ， 而在某种程度上 ， 文科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影响力却越来越弱 ， 甚至陷入怀旧和自我指涉的循环 。 回归致用传统、回应现实冲击、回答时代问题 ， 无疑应当是新文科的基本指向 。 这里所说的“现实”是指与现实世界、人类生活发生关联 ， 提供新知 ， 而非那种庸俗功利的“现实” 。 人文学术之“无用”应建立在“大用”基础上 ， 如果以“现实”功利之心做脱离现实之学问 ， 那便是阻碍文科发展的最大障碍 。 相应地 ， 倾向于传授知识“标准答案”的教育也是“旧文科” ， 新文科的教育不是说教和灌输 ， 而是培养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数字人文|新文科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与出版】首先 ， 人文学科以人文精神为核心价值 ， 并据之与自然科学分庭抗礼 ， 但人文精神并非永恒不变 。 随着新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和生态学的发展 ， “后人类”和“非人”日益被关注 ， “人”需要重新定义 ， 对人文精神的认识也将更加丰富和深化 。 其次 ， 技术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 这都要求学者提供令人信服的阐释 ， 因而文科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也在发生变化 。 最后 ， 文科不可能置身于时代洪流之外 。 在这个知识产品化的时代 ， 新文科不得不在人文精神与实用功能之间寻找平衡点 ， 不但要为人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提供更有效的帮助 ， 还要在知识和智能生产及消费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
在关于新文科的讨论中 ， 常有专业细分与综合研究之争 。 现代学术分科趋势的基础是笛卡尔之后以还原论为主流的现代科学方法 。 反还原论也有自己的脉络 ， 从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 ， 到近代以来的有机论、系统论乃至复杂系统理论中的“涌现” ， 无不强调“整体认识大于部分之和” 。 事实上 ， 综合与还原是认识事物过程中不断交替、相辅相成的两种方法 。 还原论的问题在于容易沉溺于细节往而不返 ， 在狭小的领域画地为牢 。 究其成因 ， 除去观念和眼界限制外 ， 近代以来的知识或信息爆炸 ， 也使得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越来越难 。 幸运的是 ， 新技术的发展为海量信息分析和宏观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 ， 比如大数据技术和“远读”等数字人文方法 。 建设新文科必然要打破领域和专业间的壁垒 ， 这不是简单的复古 ， 而是建立在新工具和新视野之上的新综合与新融通 。
欧美人文学科中广泛存在对科学的漠视甚至对立 ， 斯诺在《两种文化》中认为 ， 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学者尤为反科学 。 然而科学在不断发展 ， 基因科学证明了人类生物学上的相似性 ， 早已驳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偏见 。 事实上 ， 在两种文化的鸿沟中蕴含着创造性的机会 。 整体而言 ， 自然科学家对人文学科的了解远多于人文学者对科学的了解 ， 这本身就包含了跨学科的意识 。 人文与科技之间藩篱的突破早已从科技一侧开始 。 例如 ， 在人工智能领域 ，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孙茂松团队开发了“九歌”计算机自动作诗系统；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佩奇和布林创建谷歌公司 ， 宣称要把全世界的知识组织起来 。 无论人文学者是否愿意 ， 这种跨学科融合都不可阻挡 ， 如不主动参与 ， 文科必将在科学技术的“降维打击”之下日渐式微 。 实现融合的途径之一是团队作战 ， 这样可以把不同专业特别是科技学者整合进来 ， 以集体智慧克服专业局限 。
技术崇拜是与“天生的卢德派”相对的另一个极端 ， 同样会阻碍人文与科技融合 。 新文科应当一面吸纳科技新成果重塑思维体系 ， 一面对科技保持批判性能力 ， 这样才能促进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协作与互补 。 弗雷德里克·克鲁斯的提醒是中肯的：“问题的实质不是要求批评家不加区分地将最近的科学发现应用于文学阐释 ， 而是要求他们应该培养科学的敏锐性以防篡改证据、循环推理及对反例的肆意漠视 。 ”
传统文科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故纸堆” ， 依赖图书、杂志、档案、书信、日记、卡片等文献进行研究 。 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 ， 人文学者“被迫”进入了数字化进程 ， 但多数只是滞留在上网、文字处理、获取文献等浅层面 。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全新的研究场景、工具和方法 ， 随着大数据、深度学习、文本挖掘、GIS、可视化等新技术的普及 ， 过去难以研究的问题有了新的研究路径 。 值得欣慰的是 ， 近些年人文学者已经在行动 ， 连文献学、古典文学这样看似老派的文科专业也纷纷开启了数字人文的尝试 ， 如王兆鹏主持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项目”、刘石主持的“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文本分析与研究”等 。 新文科的希望 ， 或许就蕴含在这些兼有传统学术根基及新工具新方法的学术热土之上 。
除上述问题外 ， 我国的新文科建设还要面对一些特殊的问题 。 比如 ， 现代学术尚未成熟就匆匆面对后现代状况 ， 导致一些学者缺乏自律精神及规范意识 ， 学术研究有效信息量不高、成果转化率低 。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在研究与教学领域做出改变 ， 还要在学术出版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
从媒介变革角度看 ， 随着文献储存和出版的数字化 ， 对于学术资源的稀缺性和可获得性的忧虑 ， 将逐渐被信息过载带来的烦恼所代替 。 2019年爱思唯尔的一项调查显示 ， 科研人员搜索论文的时间几乎与阅读论文的时间一样多 ， 且只有一半人认为找到的论文有用 。 应对信息过载的策略本质上可归为两类：搜索和过滤 。 期刊数据库已使搜索变得轻而易举；学术出版则需承担起过滤功能 。 在学术期刊网络化潮流中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或“域出版” ， 这是一种将期刊论文筛选后按专业或专题在网络平台发布的模式 。 目前其正酝酿向“平台型媒体”转型 ， 既是有“过滤器”的媒体 ， 也是可以孕育新学术生态的互动开放平台 。
在新文科的背景下 ， 学术出版将从传统出版延伸到数字出版、语义出版、数据出版、增强出版等新出版形态 。 自觉地将出版与科研相融合 ， 支持数字人文等学术新范式 ， 运用大数据分析、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新技术 ， 提供知识和信息的解决方案和个性化服务 ， 都成为新文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
（作者单位：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理工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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