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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营|被疫情聚光灯遗忘的角落：难民营里，新冠和“死刑”划上了等号( 二 )


穆罕默德相信 ， 来自社区的歧视与排斥 ， 会让许多有症状的人不敢去诊所接受检测或治疗 ， 从而进一步加剧病毒的传播 。 一名在当地援助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透露 ， 截至7月 ， 该组织在当地罗兴亚难民中确诊了20例新冠肺炎病例 ， 其中10名是儿童 。 “但我估计 ， 实际感染人数会比这个数字大得多 。 ”
在缅甸动荡的数十年间 ， 罗兴亚人卫生条件堪忧 ， 健康水平普遍较低 ， 因为缺乏常规疫苗的保护 ， 他们更易感染传染病 。 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 ， 无国界医生组织治疗的患者中约有30%的人有呼吸道症状 ， 这也使他们成为新型疾病的高危人群 。
在无国界医生组织援助的隔离病房内 ， 住着100多名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 由于检测不便 ， 医生们只能通过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病人的症状来进行诊治 。 艾薇儿解释说：“ 理想情况下 ， 我们本该在大型难民营内拥有廉价、快速和可靠的诊断能力 。 但现实情况是 ， 我们只能根据咳嗽、发烧等症状进行诊断 ， 样本只能送到遥远的首都进行检测 ， 并祈祷不要太迟得到结果 。 ”
相比这些疑似病人 ， 更让医生们担心的 ， 仍然是那些不愿前往医院的病患 。 无论是当下难民营的氛围 ， 还是过往战乱留下的伤痕 ， 都让他们对新冠肺炎的诊治采取着逃避的态度 。
穆罕默德表示 ， 许多罗兴亚人在缅甸的战乱中遭受创伤 ， 很多人被带走并遭受酷刑 。 罗兴亚人担心再与家人分离 ， 因此不愿意接受诊断 ， “ 即使快要死了 ， 人们也宁愿死在家里 。 ”
这样的想法很有代表性 。 在英国卫报的报道中 ， 难民阿布卡拉姆（Abu Kalam）与妻子和10个孩子一起住在库图帕朗营地 ， 他们一家居住的是一座由竹子和油布建成的房子里 ， 周围的环境拥挤不堪 。 疫情爆发后 ， 营地内几乎停摆 ， 孩子们就读的学校暂时关闭 ， 阿布卡拉姆也失去了在茶摊帮工和拉人力车的收入 。
尽管生活困苦 ， 他们一家并不想分开 。 阿布卡拉姆的妻子已经出现发热的症状,他三岁的小儿子和三个女儿也都生病了 。 “我很担心 ， 但我不会告诉他们 ， ” 卡拉姆说 ， “我是一家之主 ， 我不想吓到他们 。 ”
阿布卡拉姆坚持 ， 他和家人一定不会去医院就诊 ， 他担心如果确诊新冠肺炎所带来的隔离措施 ， “这将让我不知道家人的去处 。 ”
难民营|被疫情聚光灯遗忘的角落：难民营里，新冠和“死刑”划上了等号
文章插图
难民营内的隔离病房 | MSF/Daniella Ritzau-Reid
没人愿意再来医院
无国界医生组织儿科医生费迪奥利（Ferdyoli Porcel）认为 ， 新冠肺炎的危害不止于病毒本身 ， “它还可能让我们对其他一些疾病 ， 也变得束手无策 。 ”
在孟加拉难民营附近的亚马拉母婴医院里 ， 25岁的罗兴亚母亲努尔·哈巴(Noor Haba)一只手将头巾紧紧地围在脸上 ， 另一只手抚摸着躺在病床上的七岁女儿沙哈拉(Shahara) 。 沙哈拉患有地中海贫血症 ， 每个月都要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帮助下输血治疗 。
护士将针头插入沙哈拉的手臂 ， 帮她抽血化验 ， 沙哈拉在床上哭喊、扭动 ， 努尔轻声安慰着她 。沙哈拉的四肢很细 ， 腹部病态地肿胀鼓起 ， 并因营养不良持续恶化 。
沙拉哈是努尔的第三个孩子 ， 她10岁的二女儿也患有地中海贫血症 ， 努尔·哈巴每两个月就要把两个孩子带到医院输血 。 努尔的丈夫在营地内做一些体力活 ， 最近因为隔离政策 ， 他也无法再打工 ， 家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
最近一次去医院 ， 努尔不得不借了300塔卡（约合24元人民币） ， 搭了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 ， 才把女儿带了过来 。 而在疫情爆发之前 ， 公交车的价格只有100塔卡 ， “太难了 ， 我们还有五个孩子 ， 我不知道怎么养活他们 。 ”努尔说 。
作为沙哈拉的主治医生 ， 费迪奥利介绍 ， 由于近亲性行为 ， 地中海贫血症在难民营中并不少见 ， 据她所知 ， 营地内至少有15个患有这种疾病的孩子 。 “地中海贫血症会导致血红蛋白水平下降 ， 如果不定期输血治疗 ， 可能会危及生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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