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原题是：移民商人与水东战后秩序的重建（下）
王璟莹
第764期
水东的成镇过程，实际上是以水东集市为核心的商业贸易集散地的形成和整合过程，而我们能够追溯的关于水东成镇的历史过程却又并非是一个完整连续的历史过程，这与咸同兵燹后湖北、泾县、太平县移民的到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本文着重分析以移民商人为主的移民群体对水东基层社会秩序产生的影响。

二、商人与水东的地方组织

这些商人除了集资修建庙宇，还在水东建立有商会、同乡会以及讲理堂。根据笔者的调研统计：水东在晚清民国时期设有一个水东总商会、四家会馆（泾县会馆、太平会馆、泾太会馆、湖北会馆）、两个讲理堂（至善堂、永善堂）。根据清末民国曾在水东经营过商号店铺的家族老人们回忆，水东的这个总商会，由各商铺商号推选商会会长（或称商会总理）一名，理事数名，商会会长一般都是水东镇上资本最雄厚影响最大的商人担任，主要是泾县商人为主，期间也有湖北籍商人担任过会长，但是具体的信息缺乏史料纪录，因而没有办法找到更详实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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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在笔者的调研过程中，很多老人都对民国时期一位商会会长包金榜有着深刻的记忆，甚至有“包会长拐棍跺一跺，水东跟着抖一抖”的说法。根据安徽省档案馆藏《宣城县全宗汇集》中“宣城县水东乡乡造产委员会名册”[15]中的记录显示，前后三份不同时间的造产委员会名单中都有包金榜，且其中“略历”和“现职”两项中表明他曾经担任过水东乡乡长、水东商会理事长、水东乡公所经济股主任、水东镇商会会长等职。此外，在一篇名为《发生在水东镇上的一件惨案》 [16]的民国旧闻中亦记载了水东这批以商人为主体的绅董在地方上的影响。这则惨案的叙述者黄存厚为派驻国民党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尊）所部第二十一军（军长刘雨卿）的《扫荡报》采访人员。他在文中记录了民国三十四年随军驻扎水东的经历。
这场清剿活动的倡议者就是商会会长，说明商会会长在水东具有极高的话语权。而且商会会长在这批人被抓以后是以参审人的身份，和镇长及驻军将领一起审理这些被抓的人。除了保长、士绅，大商人也可以领保良民，这就充分说明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水东地方社会有着较高的话语权。
清末新政，提倡兴办实业，商业逐渐受到政府的重视，清政府曾一度颁布施行了《商会简明章程》[17] ，明确规定了在各省各地方设立商会的办法和组织原则，共计二十六条。其中第二条即规定“凡各省各埠，如前经众商公立有商业公所及商务公会等名目者，应即遵照现定部章一律改为商会，以归画一”[18] ，即通过规范化商会会董及其总理、协理等商会主要组织人员的职责和权限，来实现对各地方的商业组织的规范化管理，而地方上的商人团体也因此获得了官方给予的权力支持与肯定。章程对商会的组织运作等各项规定，涉及商会的总理、协理以及商会董事的人数和任期、会董的推选标准、商会内部各项事宜的处理准则、商会及其管理者的职责和权力、商会的财产及财务管理。 [19]
从以上章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会实际上是为地方商业社会的精英们[20]提供了可以施展权势、巩固利益的平台。例如章程对于会董以及商会总理、协理的推选标准中规定只有拥有“才地资望”[21]的地方商业精英才可以被推举为商会会董。只有精英中的“众望素孚”者才能被推选为商会总理与协理：“应由就地各会董齐集会议，公推熟悉商情、众望素孚者”[22]；商会赋予其管理者的权力甚至使得商会会长（总理）可以参与到非商业性事务当中， “凡华商遇有轇轕，可赴商会告知总理，定期邀集各董事秉公理论，从众公断，如两造尚不折报，准其具禀地方官核办。华、洋商遇有交涉龃龉，商会应令两造各举公正人一人秉公理处，即酌行剖断；如未能洽，再由两造公正人合举众望夙著者一人，从中裁判，其有两造情事，商会未及周悉，业经具控，该地方官或该管领事者即听两造自便；设该地方官、领事等判断未尽公，仍准被屈人告知商会代为伸理，案情较重者，由总理禀呈本部，当会同外务部办理”。 [23]
通过水东老人们的回忆，当年水东商会主要由来自泾县、太平县的商人并少数湖北商人组成，由于史料缺乏，我们无法看到商会具体的运作情况，但《宣城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宣城商会组织和市场概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窥探水东商会情况的窗口：“当时的商会，是工商户的职业团体，在社会上威望很高……商会并建有武装商团，专为金融界和少数富商大贾守门站岗，那时的商团团长是沈筱斋。 ”[24]恢复商会之后， “凡地方上成立临时性的机构，都要商会以总务股长名义加入，目的是：所有经费，由商会负担……恢复后的商会内，仍设有文牍主持内务，并雇有文书、账务、收捐、厨师各一人，勤杂二人。商会下面，还按各商户的经营范围，划分为若干同业公会或小组”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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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太会馆碑记
水东的商人们除了建立有商会以外，还建立有泾县、太平、泾太、湖北四个会馆。《宣城文史资料》第三辑《宣城的会馆》中对这些会馆的组织办法以及相关习俗进行了记载：“抗战前，外籍人在宣城集资设立的会馆有十几处。会馆不仅有房舍，并且购置了多少不等的田产，收租作为会馆活动的经济来源。有的还买下郊区荒山作为义冢地，也就是客籍人的公墓。例如：西门外有徽州公山、泾县公山、北门外有太平公山。 ”[26]“宣城的这些会馆，与工商界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各个会馆主要的集资对象是他们同籍中的工商界人士。 ” [27]“旅居宣城的外籍人士，互相推举出德高望重的长者来担任会长。同乡会的工作是维护同乡的正当权益和举办公益事业。帮助有困难的过路老乡，解决食宿和路费问题，调解同乡之间的矛盾争议，与官府交涉，为同乡排忧解难。 ”[28]
不仅如此，各个会馆每年都有一定的会期。这一天同乡中的头面人物到会馆聚会欢宴，审查一年来的收支账目，改选下一年度财务管理和执事人员。根据张世白（张老是曾经担任过水东太平会馆会长的张余斋之子）等多位老人回忆，清末民初至解放前，水东的同乡会及会馆有：太平会馆，会长张余斋，商号为“张厚大”；泾县会馆，会长吴登科，其商铺店号“吴庆汇”；湖北会馆，会长李莲斋（系笔者另一访谈对象李少阳老人之祖父），其商号为“李泰兴”；泾太会馆是泾县和太平商人合建的会馆，后来撤销了，具体负责人不详。各会馆主要负责协调各个商铺之间的矛盾，帮助从老家来的同乡人找学徒工作，以及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和照顾。
王日根在《乡士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29]中就曾将会馆视作一种基层社会组织，对会馆的社会整合、内在运作、文化内涵等作了全面研究。会馆与移民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移民群体进入新的环境，需要一个能够凝聚力量的组织或者团体来保护自己，寻求在新环境中生存发展的支持，同时移民会馆的建立也反过来作用于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秩序的安定与和谐。在水东这样的移民社会中，泾县、太平、湖北这几家会馆的作用不仅仅是同乡居住和找工作的场所，更是同一地区迁徙而来的移民凝聚力量、彰显力量的象征，同时也是他们发挥其在地方上的协调控制作用的重要工具。正是由于移民在新的环境里首要考虑的是经济利益问题，所以这些建立会馆的移民们更加务实，他们更加注意自我管理以及不同移民群体或者移民与土著之间的利益协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上的相对安定和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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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商会和同乡会以外，水东的商人们还自发组织建立了“永善堂”和“至善堂” 。根据笔者的调研，清末民初水东老街分别设有“至善堂”和“永善堂”两座讲理堂，其中“至善堂”大致位于今水东横街上，陈笑云曾任堂主；“永善堂”位置大致在水东老街东南的孟家滩处，王胜主和王玉州都曾担任过堂主。这两个堂的设立主要是劝人戒烟戒酒、行善从善。 [30]当时宣城县城亦有类似的讲理堂，如1988年宣城政协编《宣州文史资料》第三辑中记载民国时期宣城县城“万善堂：为理教会堂，由当时的县长兼保安团长张才富、敬亭山耿老道倡募建。与会者多是工人与小商贩、青、洪帮人物，入会要戒烟酒，称为‘在理’ ，如犯戒，要除去会籍，该堂也烧香拜佛，扶乩占卜，施舍薄棺，做些善事” 。 [31]实际上讲理堂的设置兼具了普及教化和慈善救济的功能。
调研过程中，水东的老人们也曾提到民国时期水东老街上负责搬运货物的“箩班”成员因为发生纠纷到讲理堂评理的旧闻，商人们通过修建讲理堂并请先生在其中坐堂讲道理，实际上是商人们管理地方教化以及为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所作的努力，因为并非所有在水东活动的从业者都能参与到商会组织中。因此，讲理堂的设置为下层劳动者们提供了接受教化解决矛盾的场所，这既是商人在地方上权力的彰显，也是商人或者商会组织参与地方基层社会秩序建设的体现。同时，讲理堂还通过施粥施棺等行为而兼具一定的慈善救济功能，从而使得组建讲理堂的商人们能够受到普遍的尊重与认同。
水东的商人群体的另一个重要作用还体现在，他们为涉及官司的本地人“作保”[32] 。档案资料《宣城县全宗汇集》中记载民国三十六年六月水东发生了一次抢米风潮[33] ，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能够对涉案人进行“作保”的，除了这几个涉案人所在保[34]的保长以外，还有不同名号的水东商铺专门为这些人作“铺保” ，其中就提到“水东袁同兴染坊”“王合兴木铺”“公记万安饭店”“同兴和香号”“夏天长香粉行”等。 [35]
兵燹之后真空状态下的水东为这批以经商著称的泾县、太平移民们提供了“天时” ，这种契机不仅给来到水东的移民们提供了土地和居所，甚至还有更意外的“财富”[36] 。其次，水东“襟山带河”的地理优势以及周边山林物产的丰富，又为这些商人在水东的商业经营提供了“地利” 。再者，自明嘉靖以来“惟水东之民治商”[37]的历史风气沿袭已久。明代宁国府知府朱大器在《保丰台记》中用“阅城宅著姓无几，惟城东越虹桥夹宛句滨水而居多巨室大贾，即土人亦侨寓焉；生齿之繁息、泉货之殷盛，物产之滋殖，栋宇之轮奂甲于一城”[38]来描述水东所在的东乡的富饶；曾与水东梅氏文人代表梅枝凤[39] 有交集的董传策在《新建惠济桥碑记》中亦称水东所在东乡商业贸易繁盛“府附郭为宣城分四乡，其东土沃，居民繁诸，往来贸贩者，交错联络，视三乡数倍”[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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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清末重商政策的兴起，水东的这批来自湖北、泾县、太平的移民，借着上述契机在兵燹瘟疫之后的水东重新建立起了以商人群体为主体的权力核心。他们以会馆、善堂以及宗教活动建立起内外连接，共同塑造了兵燹之后的新水东。移民商人在水东地方日常秩序的管理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国三十五年和三十六年两份的“宣城县水东乡乡造产委员会名册”[41]中显示，吴抱和既是水东商会常务理事，又曾任水东区党部书记，包金榜既是商会商会理事长又曾任水东乡乡长，梅顺宝既是永淳保的保长又曾任水东商会会计。这种商人与行政职务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彰示了商人群体在水东的权势。
商会之所以在水东具有强大的势力，是因为在水东这样一个集散贸易的市镇，商人实际上是维持市镇运转的主体。商会成为日常生活中各类纠纷或矛盾的主体寻求解决办法时候的公正象征，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以商人为主体的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管理者和维护者。商会通过集中精英采用众议、均摊甚至自备武装[42]等方式来管理商会内外部秩序，这些商人身份的绅董们，通过合力修建庙宇建筑、合力清理水源、组织建立讲理堂等方式，实现对地方秩序和教化的控制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政府必不可少的管理工具。从泾县、太平而来的商人家族，利用他们承袭已久的经商传统，结合水东的水陆优势，在晚清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恢复并进一步营造了水东在水阳江上游地区的贸易集散地位，使得兵燹之后的水东重新成为一个商贸重镇。
基于这样的功绩，水东的商人实际成为兵燹后恢复水东繁华的主要推动者，因而他们成为水东地方事务中最有话语权的人就不足为异了。甚至到了民国时期，商人在地方上的话语权由政府给予他们乡长、区党部书记或保长这样的身份而固定下来，这恰是国家权威对水东兵燹以后地方上以商人为核心的自治秩序的承认与肯定。
注释：[15]安徽省档案馆藏：《宣城县全宗汇集》第23宗第1目第8号，此“宣城县水东乡乡造产委员会名册”共有三份时间分别是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民国三十五年九月、民国三十六年四月。[16]宣城市宣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宣城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发生在水东镇上的一件惨案》， 1985年，第94-96页。[17][18][21][22][23]《商部奉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大清光绪新法令》，清宣统（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本。[19]详见《商部奉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大清光绪新法令》，清宣统（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本。[20]按：笔者这里将水东这批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组成人员定义为地方商业精英是基于对“士绅”与“精英”理论辨析后的选择。无论“士绅”还是“精英” ，学者们都认同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这样一类群体，他们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上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但是传统的“士绅”理论强调的依然是政治史观下士绅的作用，而忽视了中国基层社会日常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和制度架构不仅仅是只有士绅参与；而“精英”理论强调的是将地方社会尤其是县以下的地方社会中能够对地方具有支配力的任何个人、家族都包含在精英的概念之中，其中既包括了有功名的士绅，也包括一些“职能型的精英”如商人、教育家、军事精英等。因此，笔者这里采纳将学界“地方精英”的概念并将其细分，强调在水东发挥着实际支配作用的人群其商人身份；相关理论探究可以参看：萧邦齐（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的浙江》），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中国书评》1995年第5期；尤育号：《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等文。[24][25]宣城市宣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宣城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宣城商会组织和市场概况》， 1985年，第100页。[26][27][28]宣城市宣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宣州文史资料》第三辑《宣城的会馆》， 1988年，第109页。[29]王日根：《乡士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年。[30]以上信息来自现年80岁的李少阳老人，即上文提及“李泰兴”商号的后代，老人回忆说他的母亲民国时期曾经在这两个堂里帮忙布施饭菜等。[31]宣城市宣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宣州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第121页。[32]按：“作保”是指对涉及诉讼的被告人提供保释证明的意思，水东地方上俗称为某人作保。[33]安徽省档案馆藏：《宣城县全宗汇集》第23宗第1目第80号。[34]据《安徽省第九区风土志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铅印本中记载，宣城隶第九行政督察区，宣城县县长由督察区专员兼领，辖区署六，第一区署设城区，管联保十二辖八十六保，九百六十二甲；二区署设孙家埠，管联保十四辖百六十三保二千一百七十九甲。另外，根据安徽省档案馆藏《宣城县全宗汇集》第23宗第1目第4号中关于民国三十七年宣城县各乡户籍情况的统计中“水东乡保级各项调查表”显示，水东当时有十三个保，各保内甲数六甲到十甲不等。[35]为涉案人员作保的文书中均有该商号印章，收于安徽省档案馆藏《宣城县全宗汇集》第23宗第1目第80号。[36]本地老人们在回忆晚清民国时期水东老街上最为有钱的几户商铺时，都提到一位名叫赵根子（即上文提到的米商赵新盛）的湖北移民因为在其所占的空房地下挖出大笔财富而得以成功跻身水东老街最有钱的商户。老街上曾经的各商户后代们习惯称之为“赵根子”实际上是带有一些不屑的语气，他并非是传统经商家族出生而且对其财富来源亦有诸多说不清的理由。[37]嘉靖《宁国府志》卷五《表镇纪》，《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2年。[38]万历《宁国府志》卷十二《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691》，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4年。[39]按：梅枝凤，字子翔，号东渚，宣城县水东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九月（1615年），卒于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著有《石轩集》、《东渚诗集》等，现仅存《东渚诗集》；另有，胡良：《梅枝凤传》，《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40]嘉庆《宁国府志》卷二十二《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87》，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41]安徽省档案馆藏：《宣城县全宗汇集》第23宗第1目第8号。[42]宣城市宣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宣城县文史资料》第一辑《宣城商会组织和市场概况》， 1985年，第101-102页“商会并建有武装商团……那时的商团团长是沈筱斋。主持商会日常事务工作的称为文牍（相当于秘书）下有职员分管文书、财务等事项”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过程|移民商人与水东战后秩序的重建（下）】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