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行走东西古今，为大众著书写史( 四 ) 许倬云|民族史观|东林书院旧址|1970年|

　　除历史外，许倬云兴趣广泛。他选课加旁听的课程横跨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和考古人类学系。他的身体条件也使他不能乱跑，只能好好学习。他戏称自己“乱撒网” ，到处学习新知识。

　　在台大读研究生的时候，许倬云开始明确对上古史的喜好。论文中，他将《左传》的人物排列谱系；同时他学习“三礼” ，并想从《礼记》中寻索古代信仰。这些都为他日后理解中国文化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

　　入读芝加哥大学是许倬云求学生涯的转折点。胡适特意帮许倬云争取了奖学金，这使他能在1957年坐船赴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读博士学位。当年，哈钦斯在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任期结束不久，芝加哥大学还继续保持着那种博雅、开放和自由的学风——学生的学程安排，全由学生自己兴趣发展。这都跟许倬云“狐狸型”的学术知识架构和取向特别契合。所以，他历史系的课选的不多，反而选了许多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课。

　　在芝大，许倬云的导师顾立雅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顾立雅觉得许倬云不该读中国的东西，劝他去搞比较研究，让他把主要力量放在中东。于是，许倬云就跟约翰·威尔逊学埃及学，此外也学习巴比伦学与亚述学。学习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历史后，许倬云将它们的历史和中国上古史作对比，由此，他提出了理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观点——首先，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之间的关系很深，互相影响，并影响了波斯、古希腊、雅利安、犹太教等文明。其次，从古埃及和两河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互相影响的形态反观中国，许倬云发现中国本身不是统一的一整片，而是黄河流域、长江与淮河流域和长城之外的草原三片地区互相影响而发展出来的。在前两片地区融合之后，南方的吴越和西南夷成为了第四片地区。这些地区互相影响，最终融合。

　　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就像长江和黄河流域一样，而古希腊和波斯是另外两片地区。假如中国的长江和黄河之间不是一些平坦的小丘陵，而是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的沙漠地带，那这两片地区就可能不会如此融合，而会独立发展。类似的观点和推论在许倬云的许多文章里都有体现，许倬云十分关注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

　　这或许是受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许倬云喜欢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曾说，这样做不是为了寻找定律，而是要寻找各文化发展的特殊轨迹。雅斯贝尔斯曾提出，在超越性的关怀出现时，古代文化才突破进展为文明，其中的若干人成为特定的价值观的阐释者和传授者。许倬云则聚焦于，在个别文化突破进入文明后，到底是哪几种特色决定了这些古代文明日后开展的特定方向。以此，许倬云才能得以进一步解释韦伯命题和李约瑟命题的意义。

　　当时，芝大是马克斯·韦伯思想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许倬云也承认，韦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方法。许倬云的博士论文(后出版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很“韦伯”——他尝试使用统计方法，根据春秋战国不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家世与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社会变动的方向和幅度，再从这些现象探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诸变量如何配合而变动，还顾及了社会成员在阶层间的升降和社会结构的转变。

　　在许倬云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他看问题的角度，就会经常会关注不同变量之间的互动——他不认为历史是由哪一种特定的力量推动的；每一特定时期的历史，都是由一系列变量配合才有其特定变化。 “网络”、“变量”、“关联”、“互动”一直是许倬云历史著作里的高频词汇。这种看待历史和社会的特定视角，贯穿了许倬云一生的专业研究和通俗写作。在讨论中国历史的分与合时，许倬云还将这种方法总结为“体系网络” ，颇具有系统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