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行走东西古今，为大众著书写史( 五 ) 许倬云|民族史观|东林书院旧址|1970年|

　　韦伯除了影响许倬云的研究范式，也影响了许倬云的问题意识。许倬云对为何资本主义不首先在中国出现这个韦伯命题也饶有兴趣。在写《汉代农业》的时候，许倬云就结合人口压力、农耕技术、市场网络、政府与工商关系等诸方面，试图阐释出中国小农经济的特色。许倬云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汉代，国家一反战国的趋势，一步步收取社会资源，使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城市手工业被毁，农村的手工业则接过了手工业的部分任务。这种情况在明代晚期达到了巅峰。手工业需要集散的机制，所以中国有着庞大的集散市场系统。这也是许倬云强调道路的重要性的原因——中国的道路网编织了中国的商品、信息和人才的交换网，并形成具体的经济性共同体。

　　这个农舍工业和市场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的特色。中国在这两千年中，达到了人口、土地和产业间的平衡。可是，在机器大生产之前，这样的衡态发展到一定水平就很难提升。这就需要增加耕地，农民不断去开垦森林和草原，这就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精耕细作需要大量劳力，反过来大量劳力也需要大量粮食去养活。最终，中国达到了土地和人口始终是边际程度的衡态。

　　这种衡态使得中国人民安土重迁。在人口实在过多的时候，多余人口迁移找新土地开垦，甚至会因此下南洋。这种农业模式需要集聚庞大的劳力，也使中国形成了以家族为本的社会网络，形成聚村和族居以及差序格局，配套以儒家的伦理观念。共同的经济社会与理念普遍渗透于各阶层，这反过来塑造了中国人的认同。因此，无需宗教、民族或种族，古代中国能形成包容性极大的文化认同。许倬云在《汉代农业》里的主要观点和其衍生的推论，在他后来的通俗历史著作中都颇有阐发。

　　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成为“半个采访人员”

　　许倬云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切思考和关怀。早在许倬云上高中的时候，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遗风，就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辅仁中学，他早熟的同学们会因为政见不合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当时，许倬云并不理解，为何歧见能演变为人身攻击，但这也是他政治辩论的启蒙。

　　在芝大求学时，许倬云并没有一头扎进书斋中。在他赴美时，一位美国教授曾叮嘱他，此行不只是读一个学位，更是要珍惜机会研读“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这本大书。

　　美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好被许倬云赶上了。许倬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认识了许多年轻的神学生和年轻牧师，他们来自不同的教派和宗教，却都有激烈的反叛意识。他们吃饭、洗澡的时候，经常一起激烈辩论一些跟文化价值观念有关的话题，吵的比学术研讨会还要激烈。这些争辩打碎了许倬云的宗教观。为此，许倬云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许多民权运动者的事迹和美国社会的许多弊病。为了帮助他的舍友们，许倬云还参与到民权运动当中，抵制美国地方政客的胡作非为。这段经历也影响了许倬云的立场取向。

　　在许倬云读完博士之后，他回到台大教书。当时大学里斗争十分激烈。在1962年到1970年期间，许倬云与几十位大学教授成立了“思言社” 。实际上， “思言社”是在模仿英国的费边社——即英国工党的祖先，他们希望温和渐进地推行社会福利体制。但这也给许倬云招来祸患。

　　由于许倬云不愿低头，他选择“逃离”去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虽然他再度赴美，但他并没有从此远离时事。反而，他变成了半个“媒体人”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曾花了大力气写时评文章，多次为《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供稿。为此，许倬云笑称， “几十年来，我等于是半个采访人员” 。许倬云的新闻观也源自他的历史观。对于历史来说，许倬云不仅把历史当作史料来看，也把古人当作他的采访对象。许倬云曾说过， “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