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书讯 |《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六卷本）( 二 )
第二 ， 读者对翻译作品从各个角度所作的批评或评论 。 除翻译作品序、跋等外 ， 有关翻译讨论的第二大类形式是翻译批评 。 本《汇编》收集翻译批评247篇 ， 占整个《汇编》总篇目的27.72% ， 位居第一 。 这些批评或评论大都是一些具有双语背景的读者（其中许多既是作家也是译者 ， 还包括一些学科专业人士）或作家对所关注作品的品评、感想、勘误、商榷以及书信往来 ， 内容不仅涉及具体翻译方法的讨论 ， 也包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 ， 既有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 ， 也有发人深省的真知卓识 。
第三 ， 关于翻译的一般讨论或翻译通论 。 此类讨论通常都被冠以“论（谈）翻译”或“翻译论”等类似标题 ， 讨论往往涉及多个主题 。 本《汇编》所收此类讨论80篇 ， 占总篇目的8.98% 。
第四 ， 关于特定翻译话题的专论 。 特指就直译与意译、译名、语体文欧化、重译、转译等专门话题的讨论 。 以译名为例 ， 这一古老的话题几乎贯穿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始终 ， 其中既有讨论译名的具体方法或策略的 ， 也有讨论统一译名的 ， 既有人文社会科学 ， 也有自然科学 。 我们收录此类话题的篇目157篇 ， 占《汇编》总篇目的17.62% 。
后三种译论大多刊载在一些报刊杂志中 ， 篇幅不是很大 ， 但篇目繁多 。纵观本《汇编》的译论可以发现 ， 中国传统译论发展有其自身规律 ， 这一点从译论主题的演变可见一斑 。 图里（Gideon Toury）常把翻译看作是“文化规划”（cultural planning）的重要手段 ， 在中国 ， 特别是晚清及民国时期 ， 翻译的这种“规划”意图非常明显 ， 常反映在译论当中 。 勒菲维尔（André Lefevere）也指出 ， “翻译实践是一种文化用来应对所谓‘他者’文化的一种策略” 。 “他者”文化通过翻译进入目标语文化大致可有三种形式：外来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平等交流、各取所需；外来文化强加于目标语文化；目标语文化主动拿来、为己所用 。 目标语文化的翻译应对方式也各有特点 ， 其间遇到的翻译问题也有所不同 。 通览我国的翻译历史 ， 这三种情形均有出现 。
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通常被认为是最早讨论翻译的文字 ， 记载了中国翻译史上关于“质”与“文” ， 即直译与意译的两种对立观点 ， 这种对立不仅成为佛经翻译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 ， 也延续到后世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 。 佛经翻译时期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翻译名义” ， 即外来佛教术语的定名问题 ， 这一话题也成为贯穿整个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个主要论题 ， 其中以20世纪20年代最为集中 。
东汉到南北朝是佛经翻译的第一个高潮 ， 到唐代达到鼎盛 。 元代时期 ， 佛经翻译的鼎盛阶段已经过去 ， 相关记录较少 。 到了明末 ， 随着基督教传入和对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的引进 ， 针对翻译中出现的新问题 ， 相关讨论又开始兴起 。 晚清时期 ， 科技、政法、社会、文学著作的大规模翻译带来中国翻译史上又一次翻译讨论高潮 。 以晚清时期《万国公报》发起关于基督教“圣号”汉译的讨论为例 ， 该刊在1877年第448卷至1878年第495卷 ， 共发表关于“上帝”与“神”定名之争的讨论64篇；还有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译书局、益智书会、博医会、《亚泉杂志》、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编订名词馆等一批机构、团体 ， 他们关于统一科学译名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
《汇编》将汉末到1950年之前的译论文献划分为六个时间段：三国—1919、1920—1923、1924—1929、1930—1934、1935—1939、1940—1949 ， 并就文献数量、译论主题历时变化、 译论载体、 译论作者等作出统计分析 。
译论文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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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论主题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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