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终止”的精神鉴定:律师“严重干扰”,还是鉴定机构反应过度( 四 )




易胜华承认 , 那次去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人比较多 , 是因为中午和广州的学生们——多是律师或实习律师——吃饭 , 饭后学生表示也想去 , 他就带他们去了 。


“我们是去了解安保问题的 , 出发点恰恰是为了保证鉴定活动正常进行 。 ”易胜华对南方周末采访人员说 。


南方周末采访人员就此事联系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 , 并应要求发了采访函 , 该中心又以需经相关部门批准为由未接受采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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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本生意”



司法精神鉴定专家、从业四十余年的中华司法精神病学术组委员纪术茂告诉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 在其做过的两千个精神鉴定案例中 , 曾发生过被害人家属威胁鉴定人的情况 , 但因律师干扰导致鉴定做不成的事情 , 还从没遇到过 。


吴正鑫认为 , 邓祖滔被“终止”精神鉴定一事 , 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精神鉴定所面临的普遍困境 。


在吴看来 , 鉴定机构接受法院委托做精神鉴定 , 等于是帮法院干活 , 法院应保证鉴定顺利进行 。 鉴定机构接受法院委托后 , 在鉴定过程遇到干扰 , 应该要求法院排除干扰 , 法院也有义务帮鉴定机构排除干扰 , 继续把鉴定做完 。 但在湖南这起案件中 , 鉴定机构却“终止鉴定” , 法院另外委托一家机构来完成鉴定 , 既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 更是对干扰鉴定行为的纵容 。


不过 , 吴正鑫也认为 , 鉴定机构和法院在邓祖滔案中看似反常的行为 , 其实都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 。


目前从事精神鉴定的专业人员 , 是以医院精神科医生为主 , 其在司法鉴定机构多属于兼职 , 由于国家规定精神鉴定价格 , 做一个案子只有几千块钱 , 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缺乏吸引力 。


高北陵告诉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 司法精神鉴定行业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 , 年轻人不愿意做 , 现在做的多是大牌专家 , 但做一天鉴定下来 , 有时候连100块钱都拿不到 。


此外鉴定人和鉴定机构还面临一定风险 。 吴正鑫说 , 精神病人制造的刑事案件 , 往往社会关注度极高 , 鉴定结果如对被鉴定人有利 , 在社会普遍对精神病人肇祸缺乏认知和理解的背景下 , 容易受到来自被害人和社会的双重压力 。 如对被鉴定人不利 , 又容易受到行业内的诟病 。 这些因素 , 导致鉴定机构普遍对精神鉴定的积极性不高 。


高北陵对南方周末采访人员表示 , 目前大部分司法精神鉴定机构是在做“亏本生意” , 加上有风险、嫌麻烦 , 因此都不愿意做 , “能推就推” 。 但也有个别鉴定机构“来者不拒” , 因为在收费单价较低的情况下 , 鉴定机构只有做的量多了才划算 。 据她了解 , 有的鉴定机构一年能做两千多例 , “一个上午就做七八个” , 但这样难免牺牲鉴定质量 , 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


对于鉴定复杂疑难案件 , 精神卫生法起草人、已故司法精神鉴定专家刘协和 , 曾主张要让被鉴定人住院观察 , 这样会让鉴定更加全面、科学、准确 。 但在吴正鑫看来 , 目前这样做的鉴定机构很少 , 仍“都是快餐式的” 。


吴正鑫认为 , 对于司法机关来说 , 受制于办案经费、舆论压力等种种因素 , 对于精神鉴定的态度也是消极的 , “大家都在‘自我保护’ , 最后牺牲的是鉴定质量 , 受损害的是社会、国家和法治 。 ”被“终止”的精神鉴定:律师“严重干扰”,还是鉴定机构反应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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