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轼、司马光的变法之争——师古人之风，见坦荡胸怀
苏轼是否和司马光同一阵营？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个问题涉及到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熙宁变法等多个问题 ， 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 一、王安石与熙宁变法
公元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 ， 王安石发动了旨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 以发展生产 ， 富国强兵 ， 挽救宋朝危机为目的 ， 史称熙宁变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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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主要有三项内容：一、富国之法（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内容）；二、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械监法等内容）；三、取士之法（包括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惟才用人等内容）
变法充实了政府财政 ， 提高了国防力量 。 但是 ， 由于部分举措不合时宜 ， 在实际执行中也存在一些不良运作 ， 造成了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 同时 ， 变法也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 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 。
因改革阻力重重 ， 宋神宗的立场也摇摆不定 ， 王安石两度辞官 ， 并于1076年辞去宰相后隐居江宁 ， 至病逝 。
公元1085年 ， 宋神宗病逝 ， 宋哲宗继位 ， 启用司马光为宰相 ， 新法全部废止 。 二、苏轼与熙宁变法
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 ， 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 ， 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 ， 他认为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 ， 而在于吏治 ， 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推进改革 ， 而不是像王安石那样急功近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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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说 ， 苏轼不是反对变法 ， 而是不赞成新法中的部分不合时宜的改革举措 ， 以及新法执行过程中的不良操作 。 请看苏轼反对之变法内容：
第一 ， 农业改革之青苗法 。 新法把天下民众分为五等 ， 每年由政府分春秋两次按等级贷款给他们 ， 帮助他们渡过“青黄不接”的时期 。 每次贷款要收20%的利息 ， 所以其年利率为40% 。
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 ， 如果贫者借钱后无力偿还 ， “吏督之急”则逃离四方 ， 保户要分摊赔偿其贷款 ， 富者还要承担“联保”责任 ， “独偿数家所负” 。 这样就造成了“贫者既尽 ， 富者亦贫”的局面 。
如果遇到灾荒 ， 百姓的欠款可以顺延到下次收成时再还 。 但是 ， 连年的灾荒造成百姓旧债未还 ， 新债又增 ， 本息叠加 ， 越欠越多 ， 以至百姓被“积欠”压得喘不过气来 ， 只有逃往他乡 ， 家破人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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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者 ， 各级官吏以多贷为有功 ， 假借新法之名 ， 不问民之贫富 ， 强行“抑配”（摊派） ， 徇私舞弊 ， 更进一步逼得百姓无法生存 。
第二 ， 商业改革之市易法 。 国家成立“市易务” ， 低价收购滞销货物 ， 让商贾、行户以田宅、金银等财产为抵押赊贷钱款或物货 ， 半年付息一分 ， 一年付息二分 ， 另纳相当于利息10％的“市例钱” ， 用于市易务官吏们的俸禄开支 。
市易务为了实现多赢利 ， 先动用市易务本钱 ， 从各地客商处“贱买”物货 ， 再“贵卖”给零售商人 ， 同时强迫商户“必买于市易” ， 使“市易务”成了官家的市场垄断机构 。 市易本钱始终处于全额出贷状态 ， 虽有流失 ， 却仍挂在账上 。 同时为了提高政绩 ， 多得奖励 ， 那些无法追回的呆帐、死帐在账面上都不显示 。 这样 ， 上坑害国家 ， 下坑害商户 ， 却肥了市易务的官吏牙人 。
市易务以收息多少来衡量官吏工作的优劣 ， 所以市易务官吏就以多收息钱为能事 ， 有压力就有动力 ， 强买强卖的现象时常发生 ， 引诱民户赊贷的事件也普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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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易务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商业垄断集团 ， 需要大批牙人、仓库管理、催欠等大小的管理人员 。 北宋殿中侍御史韩川在《上哲宗乞罢市易》中揭露：“仓务占官六员 ， 仓场专副、书吏、库级等不减百人 ， 月给俸食几千缗 。 ”
苏辙在《乞放市易欠钱状》中揭露：“市易催索钱物 ， 凡用七十人 ， 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 ， 掌簿籍 ， 行文书 ， 凡用三十余人 ， 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 ， 共约一千余人 。 以此一千余人 ， 日夜骚扰欠户二万七千余家 。 都城之中 ， 养此蟊贼 ， 恬而不怪 。 此事之当行者四也 。 市易之法 ， 欠户拖延日久 ， 或未见归著 ， 及无家业之人 ， 皆差人监逐 ， 遇夜寄禁 。 既有此法 ， 则一例公行寄禁 ， 然吏卒顽狡 ， 得钱即放 ， 无钱即禁 ， 榜笞捽缚 ， 何所不至 。 ”
公元1086年（元祐元年）《市易法》废罢时 ， 东京城内欠市易务钱的行户共计27155户 ， 共欠237万余贯 ， 已致大批商户倒闭 。
第三 ， 军事改革之免役法 。 “免役法”就是“以钱代役” ， 以前的差役法百姓早已怨声载道 ， 新法规定百姓向政府上缴募役钱 ， 政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来服役 。 这项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一是农户不再受烦杂差役的骚扰 ， 可以安心农耕；二是雇用无田可耕的闲散人员和灾民来服役 ， 促进了社会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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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在实际征收这一项免役助役钱时 ， 却又增加了高达20%的免役“宽剩钱” ， 名义上是为了“备荒年” ， 实际上却年年都要征收 ， 等同于“常赋” ， 而且规定标准是20% ， 实际执行中却普遍扩大到了40—50% 。 仅此一项 ， 比青苗法的收入还要多 。
此法一出时 ， 苏轼曾经大加赞扬 ， 后来针对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 ， 他实事求是地向王安石提出过整改意见 ， 但是王安石刚愎自用 ， 把苏轼的建议当成了耳旁风 。
其实 ， 针对熙宁变法中的部分内容 ， 不只是苏轼提出了反对意见 ， 苏辙、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范纯仁等一批重臣都不同程度的进行了抨击 ， 他们都是为国为民、一身正气的国之栋梁 。
公元1071年（熙宁四年） ， 苏轼因反对变法 ， 被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陷诽谤 ， 为躲避政治灾难 ， 苏轼自请外任 ， 调任杭州 ， 后辗转密州、徐州、湖州 。 三、司马光与熙宁变法
司马光是北宋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 四朝元老 ， 博学古今 ， 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 ， 曾离开朝廷十五年 ， 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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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上 ， 王安石主张开源 ， 司马光主张节流 ， 二人因为政见不同 ， 常常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 。 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是全面反对 ， 尤其是在变法初期 ， 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 ， 司马光还进行劝解和说服 。 但是他经历过范仲淹的庆历变法 ， 深知变法不能急于求成 ， 要徐徐图之 ， 但他看到王安石急功近利 ， 颁布“青苗法”损害国之根基时 ， 才站出来公开表示反对 ， 认为县官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危害更大 ， 同时认为不应该对贫困农民加重负担 ， 而是要施以“仁政” 。
公元1085年（元丰八年） ， 神宗病死 ， 年仅10岁的哲宗赵煦继位 ， 由祖母皇太后当政 。 皇太后向六十七岁的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 ， 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修心治国之要札子》 ， 建议“广开言路”、用人赏罚分明 ， 提出新法是“病民伤国 ， 有害无益” ， 建议废除 。
后又进言 ， 将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召回朝中任职 。
针对新法显露出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各界沸腾的民怨 ， 司马光再上书《请革弊札子》、《请更新新法札子》 ， 请求立即采取措施 ， 救民于水火 ， 至正式拜相 ， 新法全部废除 。 四、熙宁变法产生的社会效果
据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记载：变法前的国家年税收 ， 治平三年（1066年）1229万8千7百石 ， 而变法后的熙宁十年（1077)剧增到5210万1千029石 ， 变法八年增长了4倍 。 中央积蓄的钱粟 ， “数十百巨万” ， 作为户部的经费 ， “可以支20年之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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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对应的应该是“民强” ，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请看苏轼在任期内给朝廷的奏状：《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熙宁中 ， 饥疫人死大半 。 ”
《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 。 ”
《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熙宁八年 ， 两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 。 ”
《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民间有钱 ， 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 。 ”
《乞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熙宁中 ， 杭州死者五十余万 ， 苏州三十余万 。 ”
《奏准南闭粜状二首》：“熙宁中 ， 张靓、沈起首行此事 ， 至浙中饿死百余万人 。 ”
这仅仅是苏轼在任的两浙几个典型的地方 ， 其他地方呢？全国呢？北宋时期全国总人口八千万 ， 数字触目惊心 。 而且 ， 两浙还是富庶地区 。
公元1092（元祐七年） ， 苏轼在调任扬州途中看到的社会现实更让人触目惊心 ， 以江都县为例 ， 一个县的百姓就“积欠青苗钱斛2万4千9百20贯石” ， 还不起的农户还要年年加息 ， 越滚越多 ， 永远还不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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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强则国不稳 。 改革改成这样 ， 饿殍遍地 ， 民不聊生 ， 焉有不失败的道理 。 五、苏轼与王安石
公元1084年（宋神宗元丰七年） ， 苏轼离开黄州 ， 改任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 。 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 ， 遇到了已辞官隐居的王安石 ， 两人把酒言欢 ， 谈得很投机 。
不过 ， 苏轼对王安石仍然不客气 ， 责备王安石不该在西北连年用兵 ， 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 ， 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 。 同时用社会现实责备王安石变法中存在的不当之处 。
这时候 ， 新法留下的后遗症已经凸显出来 。 王安石辞官在家 ， 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多了 ， 历尽沧桑 ， 胸襟也开阔了很多 ， 眼界也不再只局限于朝堂 ， 对这一切有了感同身受 ， 能正确看待自己犯下的错误 。 事后他对别人说：真不知道要再过几百年 ， 才能再出现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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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苏轼与司马光
公元1087年（元丰十年） ， 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 ， 同时兼任侍读 。
入京以后 ， 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 ， 有一部分己经相当有成果 ， 司马光上台后却不顾事实 ， 完全予以废止 ， 于是力劝司马光不能一刀切 ， 要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对待 ， 好的保留 ， 不好的废除 。
但是司马光却另有考虑 。 他需要平抚各种社会矛盾 ， 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 而这各种社会矛盾的交织点 ， 就是王安石的变法新政 。 所以 ， 他只有牺牲新法 ， 就像当年的商鞅为新法作出的牺牲 。 皇帝年幼 ， 他个人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 他除了废除新法别无选择 。
可是这样一来就有趣了 。 当年苏轼反对变法 ， 还因此被贬 ， 因此激进派就认为他是保守派的人 。 现在 ， 他又强烈要求保留新法 ， 因此保守派又认为他是激进派的人 。 苏轼成了夹缝里的人物 ， 两面都不讨好 。
由此不由让我想起一个典故 。 《梁溪漫志》记载：一日苏轼闲来无事 ， 拍着肚皮笑问众人自己腹中有何物 ， 有人说都是文章 ， 有人说都是见识 ， 苏轼皆不以为然 ， 轮到他的宠妾王朝云了 ， 朝云说：“一肚子不合时宜 。 ”苏轼捧腹大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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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 苏轼为人光明磊落 ， 即便政见不同发生争执 ， 都是与国家利益有关 ， 只对事不对人 ， 他与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 他们之间的争斗也留存了一定的古人之风 ， 不存在利益上的勾心斗角 ， 不存在政治上的互相倾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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