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都在说“普通人”,但谁是普通人?( 四 )


福柯将这种对“正常/非正常”话语范畴的建立称为一种“新种族主义” , 将一种事实判断中的“不同”转换为价值判断中的“异类” , 它的延伸体现在性别、阶级、种族等方方面面 。 近日 , 有言论评价著名舞蹈家杨丽萍“不生孩子的人生是失败的” , 其实恰恰也遵循了这样一种话语范畴 。 在“正常/非正常”的划分中 , “结婚生孩子”成为大多数“正常人”“普通人”的选择 , 而相对的选择则被视为异类 , 需要被予以否定并加以“引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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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常的人》 , [法]米歇尔·福柯著 , 钱翰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8年11月 。
值得注意的是 , 恰如社会学者伯格和卢克曼所言 , 一个社会总是会通过发展概念解释“越轨”与“偏离”的方式 , 来让社会观念维持稳定和一致 。 从近代的“麻风病人” , 到现代的“同性恋”“不婚主义者”“不生育的女性” , “正常/非正常”范畴权力的运作几乎难以摆脱 。 这更加凸显出我们对“普通人”的话语进行反思的必要:在我们频繁地使用“普通人”
(正常人)
这个概念进行自我评价与评价他者时 , 我们可能都在有意无意地在参与一场自我和对他人的规训 , 在这个过程中 , “正常/非正常”这对评价范畴的力量也被巩固和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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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普通人”的自我反讽
行文至此不难发现 , 不论指的是“平凡人”还是“正常人” , “普通人”的话语都往往并不指向具体的群体 , 而只是作为服务于特定目的的“策略” 。 这也使得“普通人”话语构成了一种奇特的自我反讽:“普通人”的字面意思明明是我们“最熟悉的人” , 但在不同话语策略的交错又使得“普通人”的所指实际是我们“最陌生的人” 。
这种反讽正是“普通人”话语大量流行的真正风险所在 。
相较于对话语背后特定目的的察觉、对话语所施加的社会规训的反思 , “普通人”话语最终导致我们无法走近真实的普通人更值得警惕 。 这种风险其实非常类似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扬·维尔纳·米勒对民粹主义危险性的理解 , 在米勒看来 , 批评精英只可算作成为民粹主义者的必要条件 , 但不是充分条件 。
民粹主义者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人民” , 但这里的“人民”仅仅是一种“在政治领域内一群道德纯洁、完全统一 , 纯属虚构的人民” , 实际上不了解真实的内心诉求 , 也无法真正地代表人民 。 米勒在此援引了哈贝马斯的名言:人民一词 , 只能以复数形式出现 。 “普通人”一词又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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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民粹主义?》 , [德]扬-维尔纳·米勒著 , 钱静远译 , 译林出版社 , 2020年5月 。
或许 , 真实地认识每一个普通人的途径恰恰是放弃使用“普通人”的话语 。 恰如雷蒙·威廉斯的另一段话所言:“实际上没有群众 , 有的只是把人看成群众的看法 , 我们看到的是其他人 , 许许多多的其他人 , 是我们不了解的其他人 。 实际上 , 我们只是根据某种方便的公式把他们聚集成群并加以诠释 。 ”
作者|刘亚光
编辑|西西 , 张婷
【新京报|都在说“普通人”,但谁是普通人?】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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