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中国书法的“初心”


作者:陈志平(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一
周代贵族盛行的“六艺”中就有“书” , 其意义包含但是不限于“书法”教育 , 同时还有“识字”“学文”“书写”诸多含义 。 六艺之“艺” , 古字写作“埶” , 像一个人双手持草木 , 本义为“种植” , 强调“基础”和“根本”的意义显而易见 , 故《汉书·艺文志》将《八体六技》之类的文献归入“小学”类 。 应该说 , 书法因为与文字的天然关联 , 它的地位从一开始就是被尊崇的 。 然而随着书法作为艺术的特性不断凸显 , 人们对于书法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
朱长文在《墨池编》卷一的按语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古之书者志于义理而体势存焉 。 周官教国子以六书者 , 惟其通于书之义理也 。 故措笔而知意 , 见文而察本 , 岂特点画模刻而已 。 自秦灭古制 , 书学乃缺 , 删烦去朴 , 以趋便易 。 然犹旨趣略存 , 至行草兴而义理丧矣 。 钟、张、羲、献之徒 , 以奇笔倡士林 , 天下独知有体势 , 岂知有源本 , 惟颜鲁公作字得其正为多 , 虽与《说文》未尽合 , 盖不欲大异时俗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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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插图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资料图片
“钟、张、羲、献”是唐代以前最伟大的书法家 , 然而在朱长文看来 , 此四人毋宁说是书法史的“罪人” , 朱长文批评“钟、张、羲、献”的理由是“以奇笔倡士林 , 天下独知有体势 , 岂知有源本” , 他所强调的“源本”就是“字学” 。 这无疑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 。
书法首先是写字 , 而“字”背后的“义理”必须讲求 , 脱离这一根本无疑应该受到批评 。 《非草书》批评当时的学草之人“徒善字既不达于政 , 而拙亦无损于治” , 即是着眼于此 。 汉代以来 , 有关书法(有时包括绘画)“壮夫不为”“书为小道”“学问之余”“玩物丧志”等消极论调不绝于耳 , 其基本出发点即在于重本轻末、重道轻艺、重实轻华的儒家文化立场 。
在朱长文看来 , 颜真卿对于“钟、张、羲、献”的纠偏还不仅仅体现为强调“字学”根本 , 还在于颜真卿从道德人格方面充实了书法的本质内涵 。
朱长文在《续书断》列出的“神品”三人 , 分别是颜真卿、张旭、李阳冰 , 三人皆出自唐代 。 朱长文贯彻的乃是道德、字学、书艺三个标准 。 在朱长文看来 , “德均则艺胜” , 故颜真卿排第一 。 朱长文认为颜真卿的杰出特立表现为“其发于笔翰 , 则刚毅雄特 , 体严法备 。 如忠臣义士 , 正色立朝 ,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 杨子云以书为心画 , 于鲁公信矣” 。 正是立足于“德义”而言 。
张怀瓘《书议》:“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 , 皆有深意 , 以见其志 。 ”《文字论》:“文则数言乃成其意 , 书则一字已见其心 。 ”张怀瓘能从“志”“心”“意”等属于人的心理层次立论 , 在肯定书法与文学并列关系的同时 , 提出“先文而后墨”“从心者为上 , 从眼者为下”的主张 , 逐渐建立了“人”—“文”—“书”的主次和从属的关系 。
关于人、文、书的关系 , 宋人作了进一步的思考 。 苏轼的说法最能代表宋人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与可之文 , 其德之糟粕 。 与可之诗 , 其文之毫末 。 诗不能尽 , 溢而为书 , 变而为画 , 皆诗之余 。 ”苏轼建立的“德—文—诗—书—画”的相互隶属关系正是承接前人的论述而来 。 归纳起来包括两个方面 , 就是“归本于人”和“先文后墨” 。
一部书法史 , 始终交织着两种矛盾运动的趋势:一种似乎是“自甘堕落” , 朝着书法“艺术”的道路一路狂奔;另外一种则是“不甘堕落” , 在从事书法“艺术”的同时 , 不断回头 , 从“字”“人”“文”的自我约定中寻找救赎的途径 。 以此而论 , “钟、张、羲、献”是“艺”的代表 , 颜真卿则发挥了“字”和“人” , 苏轼则将书法背后的“文”推到极致 。 中国书法成了“作字行文”“先文后墨”“归本于人”的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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