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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明“根性”的误解, 是中西之争最大问题( 四 )

对文明“根性”的误解, 是中西之争最大问题
（五）为什么亚氏思想塑造了后世西方文明 ， 却无法征服雅典？伊索克拉底死了 。 说说亚里士多德的命运 。亚历山大辉煌远征时 ， 师以徒贵 ， 亚里士多德荣归雅典 ， 开办了“吕克昂学院” 。 [15]经费由马其顿出 。 吕克昂学院很快就成了柏拉图学院的劲敌 。 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院专门收罗和自己一样外邦出身的思想家 。 雅典人暗骂亚里士多德“忘恩负义” ， 集合这些外邦人 ， 为马其顿充当智囊、间谍和说客 ， 是文化侵略的急先锋 。亚里士多德的本意或许正是如此 。 既然雅典只能被智慧征服 ， 那就用更大的智慧来征服它 。 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 ， 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 ， 被称作他的“第二雅典时期” 。 他第一次告诉人们 ， 智慧不需要神启 ， 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 。在这里 ， 他写下了被西方政治学奉为圭臬的名著《政治学》 ， 其中有大量对城邦政治的反思 。 他将城邦政治分为君主与僭主、贵族与寡头、共和与平民六种形态 ， 他严厉批评了其中的暴民政体 ， 认为暴民政体是不以法律为依归的另一种专制 。 类似于极端民粹主义 。令人惊异的是 ， 他还提出了“绝对王权”的概念 。 即“由君主一人代表整个氏族或整个城市 ， 全权统治全体人民的公务 ， 这种形式犹如家长对于家庭的管理” 。 [16]他认为 ， “整体总是超过部分 ， 这样卓绝的人物 ， 本身恰恰是一个整体 ， 而其他的人们便类于他的部分 ，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大家服从他的统治 ， 不同他人轮番 ， 让他无限期地执掌治权 。 ”[17]这在希腊世界的政治伦理中 ， 可以算是极端的异类 。批评亚里士多德的人说 ， “绝对王权”是为了亚历山大量身定做的政治理论 ， 说明他热爱权力甚于真理 。 为他辩护的人说 ， 这不过是一个理论推演的极端模式 ， 并非用于实践 。 其实 ， 他真正在思考的是 ， 如何将马其顿王权政治和希腊城邦政治进行有效融合 。 [18]然而 ， 他的思考与实验没有走到头 。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的第13年（公元前323年） ， 亚历山大病死于巴比伦 。 伟大的学生刚死 ， 伟大的老师立即遭到反攻倒算 。 亚里士多德面临雅典公民大会的审判 ， 借口是他“亵渎神灵” 。 上次这样被审判而喝下毒芹汁的 ， 是他的师祖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德不愿重蹈覆辙 。 [19]他逃匿到马其顿控制下的维亚岛上 ， 岛上有温泉松林 。 一年后 ， 怏怏去世 。 他的逃跑遭到满雅典的嘲笑 ， 说他没有苏格拉底的风骨 。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塑造了后世西方文明 ， 却无法征服当时的雅典 。 希腊城邦对“本土性”的绝对坚持 ， 导致了政治的封闭 。 战国思想家们比亚里士多德幸运得多 ， 他们可以在各个国家巡游发展 。 哪里符合政治理想 ， 就在哪里出谋划策 。 战国七雄的改革 ， 都由外来游士主导 。 秦之所以能统一天下 ， 正因其丞相与客卿都是外来的知识分子 。分治不见得开放 ， 统一不见得封闭 。（六）希腊帝国的湮灭及其教训亚里士多德死后的局势发展 ， 也走向了他理想的反面 。亚历山大帝国内部分裂 ， 三大继承者王国相互征伐 ， 不断分裂独立 。 这不是因为亚历山大死得早 。 在他没死时 ， 除了推动了一部分欧亚上层通婚外 ， 没有对所征占的庞大帝国进行过内部政治整合 ， 更没有进行过基层政权建构 。马其顿帝国的扩张方式 ， 是在所到之处创建希腊式的自治城市 。 这种“自治”是对留居该城市的希腊殖民者而言 ， 不包括被征服的土著社会 。 在每个新征服的亚洲城市 ， 亚历山大都把自己的“王友” ， 派驻到该城市当总督 ， 只管军事和税收 ， 城市的民政依靠希腊移民组成的“自治委员会”管理 。 为了提前得到税收和降低行政成本 ， 马其顿的总督们甚至向商人们拍卖转让了收税权 。中国战国时代的基层政权组织方式则完全不同 。 出土秦简显示 ， 秦国每扩张一处 ， 都要建立从县到乡的基层政权组织 。 其县乡官吏要负责收税、组织垦荒、统计户口、记录物产 ， 再把这些信息输送到秦都咸阳编册保存 。 秦吏也不在一地久留 ， 而是数年一轮换 。 这是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组织方式 。放弃民政 ， 只要税收与金钱 ， 不服就派军队镇压 ， 一时可以最小的行政成本获取最大的财富 ， 但也放弃了对当地社会的长远整合规划 。 在这样的体制下 ， 中央强大的时候尚可 ， 一旦中央权力衰弱 ， 离心力就产生了 ， 城市纷纷脱离控制 。 亚历山大帝国的分崩离析是必然的 。这不能怪亚历山大 。 因为即便是他的导师亚里士多德 ， 也从未设想过大规模政治体的理论 。 他的“绝对王权”概念 ， 只是从一个城邦的角度 。 在那个时代 ， 并不是没有超大规模的政治体可供研究 ， 如埃及和波斯 。 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都是“非政治”的 ， 是不先进的 ， 只有希腊城邦政治才能叫作“政治” 。 [20]虽然亚历山大帝国是在他的精神指导下成为政治现实 ， 但他依然没有设计出一个比埃及和波斯更“先进”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制度 。后人辩解说 ， 虽然作为政治实体的希腊统一国家消失了 ， 但作为文化精神的希腊 ， 在罗马的躯体上得以永存 ， 成为欧洲精神的母体 。 国家灭亡无所谓 ， 文化永存已足够 。这要听听当时的希腊人民怎么说 。 希腊王国灭亡过程中 ， 一大批希腊高级知识分子以人质身份被送入罗马贵族家庭当老师 。 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 。 他在名著《历史》中问道：“为什么希腊不断瓦解 ， 罗马却能一直强大？”他那时心中想要的 ， 恐怕不是仅存精神的希腊 ， 而是一个实体与精神共存的希腊 。▍终篇：“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几位思想家的命运 ， 说明每一个文明内部 ， 每一种精神追求 ， 都蕴含着巨大矛盾 。在人类社会进程上 ， 不存在某种能解释一切的理论 ， 不存在某种普世的绝对原则 。 每一个致力于改变真实世界、而不是构建乌托邦的思想家 ， 终有一刻 ， 都会面临着不可自洽、相反相成的痛苦 。 但这痛苦和矛盾中 ， 也孕育着相辅相成的未来之路 。 要敢于不向任何一种绝对性低头 ， 要敢于在不可能处创造可能 。当今时代 ， 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 。 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 。希腊人对自由的热爱 ， 让“希腊人”从种族的名字变成了“智慧”的代名词 。 说谁是“希腊人” ， 就是说他是个智者 ， 不管他出自何方 。 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 ， 则让中华文明成为唯一同根同文并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文明 。很多时候 ， 文明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 。 拿科技为例 ， 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就没能产生出科技文明 。 从制度上说 ， 当对秩序的追求到了极致的时候 ， 便会阻碍效率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 失去创新技术的动力 。 从价值观上说 ， 极端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忽视了对客观世界的逻辑推理 ， 造成理论、实验和科技互相隔离 ， 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希腊文明的科技成就虽是受亚非古老文明的数学、天文、工程学知识影响 ， 但毕竟是希腊 ， 而不是亚非古老文明 ， 将这些文明成果做了集中转化 ， 奠定了未来欧洲科学的基础 。 这是中华文明要始终向希腊文明学习的地方 。中国 ， 不是唯一的大一统文明 。 但所有的大一统文明 ， 首要的价值基础都在于长久和平 。 长久和平带来的稳定 ， 混乱自由带来的创新 ， 哪个更值得追求？这涵盖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无穷争论 ， 可以说是不同文明价值观之争 ， 永远没个定论 。 但我们不需要定论 。 保留这些不同的本身 ， 恰好是为文明日后的升华留下可能 。 多元与矛盾并存 ， 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 。因此 ， 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 ， 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 ， 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 。 一方面 ， 技术发展进入爆炸式创新的前夜 ， 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自由带来的创造力；另一方面 ， 非传统安全危机频繁爆发 ， 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秩序的宝贵 。 对于自由来说 ， 要探讨如何加强秩序 ， 以防止瓦解；对于秩序来说 ， 要探讨如何加强自由 ， 以激发创新 。 问题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选一 ， 而是在哪个环节加强自由 ， 在哪个环节加强秩序 。过去 ， 验证一个理念 ， 甚至需要数百年时间 ， 数代人去重复错误 。 而今天 ， 在技术革命下 ， 几年之间就能看清来龙去脉 。 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 ， 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 。 为此 ， 中国与欧洲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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