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记忆被证明“靠不住”，自传和回忆录又当如何存世？ | 此刻夜读( 三 )
自我暗示也是个问题 ， 它的影响不亚于警察或检察官提出关键问题时所施加的压力 。 写自传这件事 ， 与回忆这种无主观倾向性的行为完全不同 。 在对各个事件、情节和人物进行描述的表面下 ， 是对自己一生的诠释 。 隐含更深的是 ， 作者希望证明把自己的人生写出来这件事具有合理性 ， 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讲了个有价值的好故事 。 此外还有评论家乔治·古斯多夫所说的自传作者的“原罪”：当人们已经知道了某段过往经历所产生的结果 ， 就难免会对那段记忆产生曲解 。 哪怕精确的记忆的确存在 ， 在这般压力下它又如何能不被动摇呢？
因此 ， 事实是 ， 一旦你开始写自己人生中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 还想把它写成别人可能感兴趣的样子 ， 你就会开始降低真相的标准 。 19世纪 ， 卢梭的后继者中思想更成熟的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悖论 ， 其中包括司汤达 ， 他说：“我没有说我在书写历史 ， 我只是记下我的记忆 ， 以便别人猜测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路易斯·古斯塔夫·瓦珀罗在1876年的《通用词典》中 ， 界定了记忆与真相之间的差异 ， 还针对三种类别（自传、回忆录、忏悔录）提出了新奇的分类法：“自传留有大量的想象空间 ， 回忆录精确地陈述事实 ， 忏悔录完整地说出真相 。 ”英国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在19世纪后期热衷于倡导生平写作的莱斯利·斯蒂芬走得更远 ， 他预测说往后的评论家会庆幸记忆和确切事实之间存在差异：“与其他类型作品不同的是 ， 自传可能会因其中的失实陈述而变得更有价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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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初 ， 自传已经濒临崩溃 。 它承受了来自社会阶层的差异、公共与私人的对立、坦率的限度等多方面的巨大压力 。 问题的关键还是易犯错误的记忆 ， 以及“真相”的混乱本质 。 思忖至此 ， 一个认真的作家怎样才能书写自己的人生呢？20世纪初 ， 马塞尔·普鲁斯特做了一个极佳的选择 ， 那就是让自传在想象的加温下慢慢升腾 ， 最终被塑造成小说 。 另一种选择是承认目前的困境 ， 然后往前看 。 亨利·亚当斯在自传中以特有的第三人称视角来讲述自己 ， 率直、无畏且超前 ， 像是美国版的卢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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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亚当斯
这就是他记忆中的旅程 。 实际情况可能有很大不同 ， 但实际的经历没有教育意义 ， 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
亚当斯在1905年写下了这句话 。 几乎同时 ， 马克·吐温也在写自传 ， 他同样承认并接受了回忆的局限性：“我时常想起 ， 我弟弟亨利刚刚一周大时 ， 闯进了门外一堆柴火里 ， 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 三十年过去了 ， 我一直坚信这种幻觉 ， 认为这件事确实发生过 ， 这就更了不起了——因为这件事根本是不可能的 ， 他当时还那么小 ， 连路都不会走......多年来 ， 我一直记得我自己六周大的时候 ， 曾伺候祖父喝威士忌 ， 但现在我已经很少提起这些了；我老了 ， 记性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好了 。 年轻的时候 ， 发生了什么事 ， 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件事 ， 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但现在我的机能正在一天天衰退 ， 可能过不了多久 ， 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 而我以为自己记得的也许反倒都是从未发生过的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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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
《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 (有删节）
本·雅格达 著
王喆 殷媛媛 译
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04
新媒体编辑 张滢莹 图自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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