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日课:存留写作时的生命印记——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 三 )


有的阙疑之处则 , 留给了后世校订的人 。如在论清学的实践实用主义时 , 任公提到 , 戴望曾批评“皖北某钜公序程绵庄书 , 颠倒白黑” 。但是 , 他一时没有查考出此“钜公”姓甚名谁 , 便直言“不知其人为谁也” 。经俞国林考索 , 我们便知道“钜公”原来指的是姚鼐 , 因为姚鼐曾撰有《程绵庄文集序》 。有关一些历史文献的细节问题 , 任公也没有粗疏带过 , 而是常常用眉批的形式写下“查卷数”之类的标识 。本文开篇 , 曾征引任公述王念孙“七十六岁才着手著此书 , 每日限定注若干个字 , 一日都不旷课 , 到临终前四年才成”的话 , 其实他对此评述并非完全有把握 , 故而在稿本眉间补记“年岁记不真 , 尚须细查” 。
陈达曾描绘过任公写作时的情形:“写东西 , 材料都在脑子里 , 不用查书翻资料 。他的书桌很大 , 四面都是抽屉 , 桌上砚台里的墨永远是不干的 。”(姚雅欣《海燕飞来窥画栋——清华园北院旧址梁启超故居摭忆》)稿本所留下的“待查”之类随记 , 可与此描绘相印证 , 为写作中的梁任公作一还原实情的“写真” 。
《学术史》是颇为独特的一本书 , 任公撰讲义、作讲演、修旧稿、发报刊以及学生记笔记诸环节交织在一块 , 令人有治丝而棼之叹 。不过 , 俞国林的校订已经最大程度地梳理了此书文本谱系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 也给世人存留了稽考此书成书过程与早期版本的线索 。例如 , 第二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一节 , 底本是任公在清华学校的讲义 。后来《晨报》纪念号征文 , 任公因专注于清华的课程 , 无暇另起新稿 , 便“录副塞责” 。交给《晨报》发表的文本前 , 任公还特地说明 , 自己近期在师范大学国文学会续讲此题 , “或将来该会有笔记 , 可资参考也” 。在撰稿时 , 任公有时会将部分预先印发的讲义加以剪切 , 直接粘贴在稿纸上 。这在今天看来 , 倒颇有几分自我征引“文本环流”的趣味 。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 , 任公曾有相当严苛的自我评价:“启超务广而荒……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 , 甚者纯然错误 。”涉及清代学术史的具体评价问题时 , 他也多有犹疑不决的地方 。关于钱谦益撰《明史》的计划 , 任公有子注评论:“钱牧斋亦有志自撰《明史》 , 其人不足道 , 但亦略有史才 。然书既无成 , 可不复论 。”过后又加浮签曰:“拟改:钱牧斋亦撰有《明史》二百五十卷 , 其人不足道 , 但亦略有史才 。然书既不传 , 可不复论 。”任公躬身反省自己的学术“吾学病爱博 , 是用浅且芜” , 但一种博大的通儒气象 , 却只能在此“务广”“爱博”的气度中方得涵育 。后世对任公的评价 , 并没能超拔于他的饮冰自知 。

《颜氏家训》云“光阴可惜” , 任公也曾书写“无负今日”四字勉励年轻学子 。任公作为士林之望 , 访客交游自多 , 这自然会占用他大块的著书时间 , 也会让他在客去人定之后有一种空落之感 。在撰写《学术史》时 , 他便曾随手记下“今日两次客至 , 废时不少” , “昨日由京返津 , 未属稿 。今日亦随意泛览各书 , 故所成甚少” 。对写作进度的眉批 , 实际上也是对每日生命是否荒废的检视 。在《乐曲学》一节中 , 任公自记:“是日作应酬杂文二篇 , 又改稿七八叶 , 故所成仅此 。二时半寝 。”等到第二天奋笔将《乐曲学》写毕 , 复自记曰:“此题如此繁重 , 夙所未习 , 一日之力能成此 , 颇自喜也 。二时就寝 。明日入京 , 须一来复乃归 。暂阁笔 。”我们今日读来 , 尚能感受到任公从奋袂追补、痛快写作的光阴流逝中获得的心安 。
如上所引 , 任公写作《学术史》时 , 常往来京津讲学 , 故凡入京前 , 例皆自注:“明日入京 , 暂阁笔 。”等从京城返津 , 则立即投入到《学术史》的撰写之中:“十二日成 。四时寝 。昨日晚车始归 , 昨夜未属稿 , 今日亦颇为客所嬲 , 然并所改旧稿已成十叶矣 。”在《史学家法之研究及结论》一小节之后 , 任公特意于稿本中记下:“廿三日太戈尔北来 , 往车站接他 , 回来写这几行 。忽然又做了《亡友夏穗卿》一篇 , 做成已两点钟 , 便睡觉去 。明日入京 , 此稿暂阁 。”在北京参加接待泰戈尔的诸方活动 , 整整用了十天 , 回津后任公立即开始着手撰写《方志学》一节 , 并注曰:“五月四日成 。入京凡十日 , 昨夕始归 。在京未成一字 , 中间曾作《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一篇 , 为欢迎泰谷尔也 。夜二时就寝 。”泰戈尔访华是当时文化界的盛事 , 因任公等人以“讲学社”的名义力邀而促成 , 任公将其事记于正在写作的书稿中:一桩盛事 , 寥寥数笔 , 与一部正在形成的著作有了真切的连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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