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籍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从“汉籍”到“域外汉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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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唐为标志的中国文化曾经惠及四邻、泽被东亚 ， 由民族文化发展为区域文化乃至国际文化 。 时逢中华民族崛起之盛世 ， 际会传统文化复兴之佳季 ， 追寻汉风唐韵之海外流绪 ， 大致可分三个层次：(1)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2)中国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影响；(3)中国文化激发域外文化的创新 。 中国文化对域外的影响由衣裳而化为肌肤 ， 再溶为骨骼与血肉 ， 是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历程 。 因之 ， 我们的研究不能浅尝辄止 ， 停留在第一层次 ， 或踌躇于第二层次 ， 应该深入至第三层次 ， 最大限度地拓展中国文化的国际化意蕴 。 本文从“汉籍”的词汇考源人手 ， 考察中国典籍流播东亚并激发周边地区模仿与创新的机制 ， 从而催生“域外汉籍”诞生这—文化交流现象 。
一、书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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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言之 ， 中国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 前者以丝绸为典型标志 ， 在东西方之间架构起“丝绸之路”；后者以书籍为主要载体 ， 在东亚地区开辟出“书籍之路” 。 尤其在中日之间 ， 由于大海阻隔和官方交通短暂 ， 近代以前人员往来极度稀少 ， 书籍遂成为日本汲取中国文化的主要媒介 。
以书籍为主线追踪中日文化交流史事 ， 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 比如 ， 北京大学严绍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 ， 搜括日本所存的中国古籍万余种 ， 属于第一层次经典；再如 ， 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 ， 考索中国典籍对日本的多维影响 ， 归为第二层次作品 。 至于第三层次 ， 虽然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 历代学人用汉文撰写了大量书籍 ， 其总量或以万计 ， 却尚未见规范整理和系统研究 。
中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显示 ， 书籍之路并非中国文化一味输出的单行道 。 五代开始的“佚书回流”证明这是一条互有往来的双通道 ， 倘若以东亚视域来考察 ， 或许称之为“环流”更为贴切 。 亦即在东亚区域内 ， 书籍交流呈现循环往复、纵横交错的多层次立体样态 。 进而言之 ， 文化交流的真谛不仅在于传播的广度 ， 更体现在影响的深度 。 以书籍为例 ， 域外人士通过阅读中国典籍而受其熏陶或获得灵感 ， 遂激发模仿与创新的欲念 ， 取范汉文形式以吐露本民族心声 ， 营造出崭新的文明景观 。 这既是书籍之路在空间的拓伸 ， 也是中国文化国际化意蕴的展现 。 近年“域外汉籍”研究的勃兴 ， 说明学界开始关注这一领域 。
二、域外汉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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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汉籍”研究的兴起至今不过30年 。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 ， 中国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多次举办“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 。 此开风气之先 ， “以往汉学家们不曾注意 ， 或是根本生疏的”领域 ， 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 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开拓甚勤 ， 造势最力 。 如林明德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 ， 陈庆浩、王三庆编《越南汉文小说丛刊》 ， 加上其后王三庆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 ， 为“域外汉文小说”研究奠定了基础 。
大陆方面虽起步稍晚 ， 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迎头追赶 ， 推出一系列原创成果 ， 此为第一期；进入21世纪呈后来居上之势 ， 无论研究思路抑或涉猎范围以及成果数量和质量 ， 逐渐占据中心并引领学界潮流 ， 是为第二期 。 下面依次简述之 。
先看第一期 。 1989年杭州大学成立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 研究重点定位于“以书籍为纽带的中日文化交流” 。 1990年出版的陆坚、王勇主编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提出了汉籍研究三要素 ， 即海外佚书、中国典籍的影响、域外典籍 。 1992年出版的王勇主编的《中日汉籍交流史论》倡导“汉籍宏观研究” ， 设“汉籍宏观研究鸟瞰”专章探讨日本的汉文典籍；1997年王宝平出版《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 ， 收录总数达2671种 ， 基本网罗了留存中国的日本汉籍；2004年王勇主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项目“中国翻刻的日本汉籍” ， 成果汇编成《中国馆藏华刻本目录》 ， 收录376种 。 在此基础上 ， 王勇提出“书籍之路”构想 ， 力图构建东亚文化交流新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