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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强制报告：如何形成保护受侵害未成年人完整闭环( 二 )


三是强制报告的法律责任 。 第三方的强制报告要切实发挥作用 ， 除了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意识和职业伦理外 ， 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责任 。 比如 ， 美国多数州规定 ， 强制报告主体明知或者应知而不进行报告 ， 会构成犯罪 。 澳大利亚北领地1999年《儿童与少年法》规定 ， 如果未履行强制报告责任可处5000澳元的罚款或6个月的监禁 。 南非的《卫生法》规定 ， 未履行报告责任者可处以罚款或暂停执业甚至取消执业资格等处分 。 总结看来 ， 法律责任主要体现为处罚 。 结合我国的实际 ， 强制报告主体不报告的法律责任承担形式应当有所拓展 ， 除了必要的处罚外 ， 还应当设置一定的教育培训措施 ， 比如责令失职人员接受儿童保护的相关知识 ， 具备法定情形时可以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 。 在追究强制报告失职人员的法律责任时 ， 坚持怎样的归责原则 ， 既要考虑到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 ， 也要考虑到强制报告主体的能力 ，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 有学者曾主张可以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 即无过错责任或者绝对责任 ， 只要没有履行报告的义务 ， 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 对此 ， 更多的学者认为过于严苛 ， 有失公允 ， 应当坚持过错责任原则 ， 即强制报告主体主观上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责任 。 当然 ， 至于举证责任方面 ， 可以作出适当倾斜 ， 实行过错推定 ， 即没有报告被推定为主观上具有过错 ，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 除非强制报告主体能够证明自己不具有过错 。
四是强制报告的工作机制 。 各个国家的制度体制存在差异 ， 在强制报告的工作机制和处置程序并不完全相同 ， 但总结起来有以下共通之处：一是方便报告 ， 二是快速反应 ， 三是多部门联动 ， 四是专业人员跟进 。 为了方便报告 ， 很多国家设立了专门的平台 ， 包括统一的热线电话、网站等 ， 同时对报告者身份信息和相关文件信息严格保密 。 一旦接到报告 ， 相关线索会第一时间转至有关部门和人员 ， 迅速开展调查 ， 核实是否存在风险或者侵害 。 在调查过程中 ， 一定是多个部门和专业人员参与 ， 各负其责 ， 从不同角度对案件进行干预 。 比如 ， 警察调查和收集证据 ， 以判断是否构成犯罪 ， 儿童福利或者儿童保护部门会评估儿童是否在存在风险或者受到侵害 ， 以及采取怎样的保护措施 ， 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专家和社会工作人员会同步跟进案件 ， 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 。 在我国构建强制报告的机制 ， 既要吸纳这些共同的因素 ， 也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 。 首先 ， 可以设立全国统一的专线和网络 ， 以县为单位设立的平台集中登记和受理有关线索 。 其次 ， 根据线索的具体情形 ， 转至有关部门 ， 通常来说包括在各自职能范围开展工作 。 最后 ， 对于线索的核查以及后续处置 ， 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将结果反馈至平台 ， 接受监督 。 这样一套闭合的工作机制 ， 在我国地方已经有所探索 ， 而且效果不错 ， 主要有两种模式 ， 一种是党委政府领导下 ， 将平台设置在检察机关 ， 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功能 ， 另一种是党委政府领导下 ， 将平台设置在民政部门或者民政部门下属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 发挥民政部门国家监护承担者的职能 。
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的立法日益完善仅是第一步 ， 从工作层面如何落实法律的规定 ， 把法律执行好 ， 很多细节尚需研究 。 正所谓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 ， 而非逻辑 ， 探索一套适合我国实际、实践中管用的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体系 ， 是促进我国未成年人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 。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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