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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需要高效流畅的中央文书处理制度，而明代票拟，可为今日之鉴

导读
票拟 ， 也叫做票旨、条旨 。 明清内阁代皇帝批答臣僚章奏 ， 先将拟定之辞书写于票签 ， 附本进呈皇帝裁决 ， 称为"票拟" 。
"批红" ， 亦称"批朱"：指皇帝或由其所指定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字对票拟内容进行誊录或批示 。 "
票拟"与"批红" ， 二者相互衔接 ， 共同构成明代特色中央文书处理制度——票拟制度 ， 而该制度之嬗变兴衰 ， 也从侧面反映出明代政治生态之变迁历程 。 票拟制度为清代所继承 ， 光绪二十七年 ， 推行新政 ， 清廷下令废除题本 ， 票拟制度也随之消亡 。 可时下再次研究其风貌 ， 不乏借鉴之意！01、票拟制度之背景及起源
明朝草创之初 ， 曾进行一系列制度改革来加强君主权威——"洪武九年汰平章政事,参知政事 。 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 。 "同时撤销尚书省 ， 改为六部直接受命于皇帝 。
然而 ， 大规模撤销中枢决策机构使得直接呈送皇帝本人公文数量呈几何倍数增长 ， 皇帝各人即便勤于政务、宵衣旰食 ， 也于长时段时间及精力上难以维系；再者 ， 皇帝各人又无法保障通晓各方面政务 ， 使中央文书处理效率与质量下降 。
因此 ， 朱元璋本人决意于大内添置一批顾问以备咨询——洪武十五年 ， 仿照唐宋旧制 ， 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其常授餐于'大内' ， 常侍皇帝'殿阁'之下 ， 故名为'内阁' 。 但是最初内阁既非官署 ， 亦非官名 ， 只是简任文臣入阁 ， 参与机务 。 永乐年间解绪、黄淮等七人首先受命任职于文渊阁 。
当时的阁臣们的工作只是参赞机要 ， 而不得干预九卿诸司事务 。 至仁、宣之朝 ， 阁臣皆永乐朝耆旧 ， 威隆权重 ， 内阁之权逐步膨胀 ， 阁臣始获得代皇帝草拟本章之权（当然 ， 票拟制度诞生伊始 ， 票拟权并非独属阁臣 。 "宣德中诏少师吏部尚书赛义、少保太傅户部尚书夏元吉辍部事 。 朝夕侍左右顾问 ， 赐珊瑚笔、格玉砚条旨 ， 然不与阁职 。 "票拟由内阁专掌也须经历一发展过程） ， 而宣德朝 ， 司礼监秉笔太监又获得誊抄批红之权 。 皇帝、司礼监及内阁三者形成相互掣肘、彼此制衡的鼎立之势 ， 而贯穿明清两代之票拟制度 ， 也于此时初具雏形 。
时代需要高效流畅的中央文书处理制度，而明代票拟，可为今日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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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剧照02、票拟制度之实施流程
其程序为：大臣奏章递进以后 ， 经通政使司官员和宫门守卫送到司礼监之文书房 ， 文书房登记后 ， 交司礼监呈送皇帝审阅;皇帝阅后再由司礼监交文书房送内阁票拟 ， 内阁票拟后再经过以上程序抵达御前 ， 经皇帝同意后由司礼监批红 ， 经文书房"落底簿"（用以记录票拟底文之"丝纶簿"设立于正统、景泰朝时期 ， 后曾废弛 ， 又至迟于万历中期恢复 ， 关于其样式现已无考） ， 然后经过内阁发至六科 ， 六科审核无误 ， 即交六部执行 ， 如有违失 ， 则可驳回 。 此外 ， 皇帝还可以把这份奏疏压下 ， 既不发下也不打回内阁 ， 而是做冷处理 ， 称为留中 。
在上段文字中 ， 颇有几处需要解释之处 。
第一 ， 内阁票拟本职为"代王言"而非自言 ， 即"票拟"本质上并非阁臣将自身对于奏疏处理意见上报 ， 而属于代替皇帝进行批答 。 因而皇帝若在本章发阁前已有定见 ， 则派遣太监口传要旨 ， 为内阁事先确定原则；若无定见 ， 则仅派太监赴阁商议 。 某些影视剧中将"票拟"理解为阁臣将自身处理意见书于票签之上 ， 以待皇帝裁决 ， 这属于错误臆断 。
第二 ， 宣宗朝 ， 司礼监获得替代皇帝批红权力 。 "宣庙始……中易红书批之 ， 上或亲书或否 。 "（（明）黄佐《翰林记》卷2《传旨条旨》）"凡每日奏文书 ， 自御笔批数本外 ， 皆众太监分批 ， 遵照阁中票来字样 ， 用朱笔楷书批之 。 "（（明）刘若愚《明宫史本集》）宣宗本意是委托部分识文断墨之太监来负责誊抄并无异议的内阁票拟 ， 以批阅减轻负担 。 一般来讲 ， 司礼监批红权分掌于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二人之手 。 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朱 ， 而掌印太监则负责对于批红审核盖章 。 然而 ， 司礼监太监实际所为并非仅"誊写抄录" ， 而是将自身意见与影响力注入明代中枢体系 ， 这点将于下文叙述 。
第三 ， 票拟并非阁臣于中央文书处理体系中向皇帝施加自身意志唯一方式 ， 即便皇帝所下达诏书并未按照阁臣票拟之言 ， 内阁仍有驳回权 ， 这即称为"封还执奏" 。 "封还执奏"制度属于一种内阁对皇帝不适当政令抵触表达 。 皇帝下令内阁草敕 ， 若内阁认为其属于"乱命" ， 可封还诏令 ， 并附上疏议以提出内阁处理意见 。 如嘉靖元年杨廷和封还世宗"大礼仪争" 。 "封还执奏"并不具备强制效力 ， 皇帝个人可绕开内阁 ， "旨从中出" 。 并且 ， 封还执奏成功率并不高 ， 皇帝是否采纳完全依赖于皇帝个人修为及素养 ， 贸然使用封还执奏驳斥皇帝甚至会为自身招致祸端 ， 故而若非原则性问题或双方矛盾尖锐至难以调和 ， 阁臣一般不会选择以这种姿态对线皇帝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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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纪录片《中国通史》03、从票拟制度演变分析三方势力消长
在票拟制度中 ， 扮演重要角色者包括皇帝本人、以司礼监为代表内廷阉宦势力及以内阁为代表外朝文官势力 。 三者势力消长 ， 一定程度上反映于票拟制度变迁演化历程之中 。
第一 ， 司礼监势力膨胀与票拟制度异化 。 按上文说述 ， 司礼监本身职责仅为以朱笔誊抄由皇帝所同意之阁臣票拟意见作为最终批示 ， 不得私自改动 。 然而 ， 司礼监并非恪守"遵照阁中票来字样"之规章 ， 而是擅自作出改动 ， 使得"内阁之票拟 ， 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 。 "（《明史·职官志》）甚至诞生权阉自拟票签自行批答之局面 ， 如武宗朝权阉刘瑾委托松江人张文冕于私宅中草拟票签 ， 而天启中 ， 魏忠贤甚至已越过内阁票拟 ， 私自用朱笔批示公文、处理朝政 。
第二 ， 内阁首辅权势盛衰与阁臣票签分合 。 明代内阁票拟权经由一个"协恭——首辅专断票拟——协恭——分票"之演变进程 。 所谓"协恭" ， 即内阁诸臣僚共同商议出一个公文批示处理方案 ， 书于票签之上 ， 所拟之批示代表内阁集体意见 。 而嘉靖末期至于万历初期 ， 皇帝多不理朝政 ， 内阁首辅大权独揽 ， 压制于六卿之上 ， 赫然为真宰相 。 此时内阁内部高度统一 ， 票拟意见基本听命于首辅 ， 其他次辅多数情况下只是动动笔动动腿 ， 形成一人专断形势 。 而自张居正受清算之后 ， 内阁首辅权势骤衰 ， 而内阁票拟再未恢复至专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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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保留有明周永春撰六卷本《丝纶录》汇辑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九年涉及六部奏章的票拟底簿 ， 属于残本）
【时代需要高效流畅的中央文书处理制度，而明代票拟，可为今日之鉴】第三 ， 皇权对于内阁票拟权之侵夺与压缩 ， 集中表现于明代晚期崇祯朝中 。 中朝执行批红权时有时会涉及"改票"（即皇帝按照自身理解对内阁票拟进行修改再进行批红 。 由于"票拟"通常由实现商定书写 ， 明中前期罕见"改票"） 。 "改票"盛行于崇祯朝 。 由于自身性格原因 ， 崇祯帝自身并无卓绝才能 ， 然而其通过对大小章奏的"改票" ， 试图表明其在理政能力上对阁臣群体的全面超越 ， 同时展现出对士大夫辅政的戒备与疏离 ， 使得内阁政治参与热度下降 ， 中枢机构运行体系分崩离析 。 并且内阁票拟署名制度即诞生崇祯十年御史倪元珙上书建议（倪元璐《倪文贞公集》卷十一） ， 背景为天启年间内阁票拟由"协恭"（阁臣达成一致）转为"分票"（阁臣各抒己见） ， 以削弱内阁整体凝聚力 。 票拟署名制度在明朝仅推行八年 ， 目前有些介绍笼统地称明代票拟需要署名 ， 这是不恰当的 。 04、票拟实物分析与利弊阐述
明代票签实物 ， 今日已无从所见 ， 仅能从某些残留科抄题本中了解票拟与批红内容 。 然而即便是从此种吉光片羽之中 ， 今人也能略窥明代公文语言习惯之演化嬗变 。 如按照票签所应遵守程式 ， 如处理地方督抚请示报告性本章 ， 凡事关两个以上的部门 ， 则票拟"该部知道"、"该部核议具奏" ， 如仅事关某一部门者 ， 则票拟"X部知道"或"X部速议论具奏"（X代表该部名称） 。 然而 ， 在后期二者之间批复模式界限模糊 ， 用语逐步混淆 。 "该部知道"这一批复用语 ， 其内涵在明中后期嬗变 ， 涉及某一特定部门也采用"该部知道"这一话语程式来拟票 。 "票旨/事有关两部以上者/必明票之/三部以上/始曰该部/天启而后/无人知此典故矣/每有一部/亦称该部"（《中书典故汇纪》卷二民国嘉业堂丛书本所引《春明梦余录》）下图即反映这种现象 。
时代需要高效流畅的中央文书处理制度，而明代票拟，可为今日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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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崇祯十二年三月钦差分守昌宣二镇等地方太监魏邦典为捐造火器事科抄题本》（《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明清档案卷·明代》） ， 其中所涉及者仅兵部一部门 ， 依旧用"该部知道"进行批复 。 ）
票拟制度 ，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处理效率 ， 减轻了皇帝的负担；而共同商议则有利于决策的透明化 ， 集思广益也可以使问题考虑得更全面合理 ， 不容易形成独断专权的局面；正统以后形成了内阁与司礼监双轨辅政的局面 ， 使其互相制约 ，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 。 然而 ， 由于后期明代太监的权势走盛 ， 负责批红的秉笔太监又都为皇帝所宠信 ， 因此内阁所拟的票签在批红时往往被秉笔太监所改动 ， 使得明代宦官气焰嚣张 ， 历朝无出其右 。 而内阁中又容易出现意见不一时之纠纷 ， 乃至演变为党争 ， 如明清嬗代之际之东林、浙、楚等派系林立 ， 朝中相互倾轧 。
一个时代需要流畅高效率之中央文书处理制度 ， 而明代票拟 ， 或许能作为今日之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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