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王辉斌:最喜狂澜收笔底 ——我与杜甫研究( 五 )


为了使杜甫卒于“大历六年秋后”说得到更进一步之落实 , 并能经得住材料上的检验 , 三年后的1992年秋天 , 我又发表了《杜甫<风疾舟中>新说—兼及其卒年之再考》一文 。 这篇文章以对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两句诗的笺释为立足点 , 将大历六年前后辛京杲在任谭州刺史的所作所为进行了逐一勾勒 , 从而认为:杜甫确切的卒年为大历七年春之稍后 。 《风疾舟中》中的这两句诗为:“公孙仍持险 , 侯景未生擒 。 ”对于这两句诗之所写 , 旧注几乎都认为“公孙”句指蜀中之乱 , “侯景”句指长沙之乱 。 所以 , 仇兆鳌《杜诗详注》即认为:“公孙、侯景 , 指当时叛将 。 ……公孙持险 , 应指蜀中事 。 永泰元年 , 崔旰杀郭英乂 , 据成都 。 大历四年 , 杨子琳杀夔州别驾张忠 , 据其城 。 侯景未擒 , 臧玠失讨也 。 ”其实 , 以《杜诗详注》为代表的这种旧注之说 , 乃全为错误 。 这是因为 , 据两《唐书·肃宗纪》、《代宗纪》、《资治通鉴·唐纪·大历三年》、《唐会要》等材料可知 , 崔旰杀郭英乂后 , 于大历元年二月为杜鸿渐以安抚之策表奏为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行军司马 , 大历三年五月入朝为检校工部尚书 , 并为唐代宗赐名为崔宁 。 杨子琳据夔州后 , 于大历四年二月亲派使者赴长安请罪 , 为唐代宗诏授陕州团练使 。 即是说 , 崔旰、杨子琳这两位乱蜀者 , 在大历五年前均已归降朝廷 , 且皆为唐代宗诏封为州郡重臣 , 其事实显然是与“公孙仍持险”不合的 。 而臧玠的乱潭州亦如是 , 所以 , “侯景未生擒”之所指 , 也不是“臧玠失讨事” 。 其实 , 《风疾舟中》这两句之所写 , 是指大历五年六月至大历六年秋辛京杲在任潭州刺史期间的一系列胡作非为 。 据《千唐志·曹王(皋)墓志铭并序》、韩愈《曹成王碑》、《千唐志·阳府君(济)墓志铭并序》、《新唐书·代宗纪》、《资治通鉴·唐纪·建中元年》、《芒洛遗文·卢峤墓志铭并序》、《旧唐书·张涉传》等材料可知 , 辛京杲在任潭州刺史期间的胡作非为 , 主要为制造冤案、打击州守、贪暴枉法、逼反部属 , 以及行贿京师重臣、谋图不轨等 。 明乎此 , 则可知“公孙仍持险”一句 , 乃借“公孙”喻指辛京杲 , “侯景未生擒”五字 , 系借“侯景”喻指王国良(为辛京杲所逼反而据邵州以叛唐者) , 也就明白如火 。 由于辛京杲在湖南的这些不轨行为已为朝廷所知 , 因而也就有了大历七年春“萧十二”调任谭州刺史的史实 , 而时在潭州的杜甫 , 于“萧十二”调任潭州未久 , 即写了《奉酬萧十二使君》一诗 , 以企望获得这位“萧十二使君”在经济方面的资助 。 杜甫的《奉酬萧十二使君》一诗既写于大历七年春之潭州 , 则其卒于此之稍后也就甚明 。 所以 , 杜甫的卒年正确应为大历七年(772年) 。 以大历七年合勘元稹《杜君墓系铭》中的“享年五十有九” , 则其生年乃为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 。
以上所述 , 即是我在《杜甫卒年新考》、《杜甫<风疾舟中>新说—兼及其卒年之再考》二文中 , 对杜甫卒年考察所获得的最新结论 。 而在拙文之前 , 持杜甫卒年为大历六年说者 , 仅有陈衍、丘良任二人 , 1997年出版的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一书 , 即分别对陈衍、丘良任 , 王辉斌三家之说进行了质疑 。 在该书的《副编·杜甫卒葬论文札记·王辉斌》中 , 作者认为拙作《杜甫卒年新考》一文所言“萧十二”继辛京杲后任潭州刺州之说 , 乃无材料证明 , 因而认为:“黄鹤注谓此‘萧十二使君’‘在湖南为刺史’固或不误 , 然湖南刺史不以一潭州限之卫 。 欲证‘萧十二’大历六年秋为潭州刺史 , 则必先证其尝为潭州刺史也 。 故此文所谓大历六年秋 , 公仍‘滞留’长沙说 , 亦无稽之谈 。 ”此说不仅全为错误 , 而且还是作者在写作“杜甫卒葬论文札记·王辉斌”一文时 , 不曾读过《奉赠萧十二使君》一诗的最直接证据 , 因为杜甫此诗中的“鹏图仍矫翼 , 熊轼且移轮”两句 , 以及宋人赵次公“杜诗注”考订是诗写于潭州的结论 , 乃明确地表明了“萧十二”大历六年所任不仅为刺史 , 而且还是潭州刺史 。 对此 , 拙著《唐代文学探论》第三辑《杜学思辨篇·再谈杜甫的卒年问题—兼与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商榷》一文 , 已从多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考辨 , 以证傅著之说从方法到结论均为错误 。 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界 , 有很多文章都是名之曰“某某研究” , 实则作者对所研究对象的作品根本不曾读过 , 而只是东抄西拼而成就一文 , 傅著作者的“杜甫卒葬论文札记·王辉斌”一文 , 即为其中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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