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课@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20位作家的云聚会(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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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作家如何形成自己的调性？“调性与作家的阅历、识见、心性 ， 偏好的美学方向有关 ， 也与身处的时代有关 。 ”卢德坤说 ， “它确实是个很难定义的东西 。 我们知道 ， 文无定法 。 调性统一了就没意思了 。 ”在另一方面 ， 卢德坤认为写作者可以在心中设立一个自我认可的标准 。 “我相信很多作家会感觉到这样一个标准 。 随着见识的深入 ， 这个标准也可能会变化 。 但不管怎么变化 ， 主要还是跟文学自身 ， 跟求真这两件事有关 。 如果有一种确信了 ， 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内核了 ， 那就坚持它 ， 调性没准就这样发展出来了 。 这是理想状态 ， 我还没达到 ， 但我挺向往的 。 ”王姝蕲的《比特圈》是以比特币为题材的小说 ， 但这篇故事实际上写的还是人 。 她表示：“它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异’题材 ， 但在这个题材中 ， 我希望呈现的不是它与寻常生活的‘异’ ， 而是希望呈现它们的‘同’ 。 这个‘同’在于 ， 无论什么甚嚣尘上的新技术、新思想、新生活 。 剥开表壳 ， 藏在里面的终究是人与人的关系 。 ”邵丽最近一直在琢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问题 ， 连续写了几个中短篇 ， 也想通过表达这种思考 ， 形成自己的调性 。 “中国文化的亲亲之道 ， 只构成尊卑有序的社会关系 ， 而这种关系 ， 只是一种服从和敬畏 ， 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宽容和爱 。 ”她坦言道 ， 自己在写《天台上的父亲》时 ， 就是出于对父母和子女亘古不变的相爱相杀的困惑 ， “很多时候我们对亲人造成的伤害 ， 往往是出于所谓的爱 ， 而不是理解 。 以爱之名就可以包办代替 ， 相互之间到底有多少沟通和理解？我觉得从历史文化习俗和习惯的包袱里面思考人与人的关系 ， 可以翻检出很多东西 ， 把这些东西梳拢清楚 ， 并艺术地表达出来 ， 大约这就是小说的一种调性 。 ”她还特别提到了巴金先生的一句话——“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 ， 而是因为我有感情 。 ”“人类的感情是共鸣的 。 带着感情创作出的作品 ， 它的调性才有可能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需要 。 ”邵丽如是说 。 当问题像命运一样到来 ， 写作帮我们作出选择这部小说集的书名 ， 选用了李修文《我亦逢场作戏人》的小说名 。 亦有读者对此表示困惑与好奇 。 “《我亦逢场作戏人》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做戏人 ， 小说写了一个有故事的生活中的普通人 ， 但他有令人感慨的担当 。 ”张莉回应 ， “选用这题目做书名 ， 首先是它有短篇小说艺术追求的新异 ， 有中国小说气质；而且 ， 它有文体形式的含混 ， 有人说是小说 ， 有人说是散文；同时也有对普天下最普通人的同情之义 。 如果人生如戏 ， 我们都是戏中人吧 ， 但此做戏非彼做戏 ， 不能从字面理解 ， 小说有一种无奈和在重压环境之下的追求和力量感 。 ”李修文告诉澎湃新闻采访人员 ， 这几年 ， 他一直着迷于将“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的声音引入到今天的生活和自己的文本中 。 “这个声音 ， 首先是调门 。 所以 ， 每次找到那个独特的声音总是最重要的 。 然而这个声音的重建 ， 既是对传统的延续 ， 也是对传统的重构 。 于我而言 ， 调性之所以重要 ， 就是能帮我具体地分辨和亲近那些有着各异声音的个人 ， 并且最终感受到这个时代内部涌动的人格力量 。 ”他说：“许多时候 ， 我们写作的心路不是方法论的问题 ， 不是纯粹的美学问题 ， 是我们作为写作者深入这个世界的深度和难度 。 当问题像命运一样到来的时候 ， 写作帮我们作出选择 ， 我们也由此有了自己的调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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