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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光年]为什么说2020是科技并购好时机？( 二 )


不久后 ， 20世纪90年代至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前 ， 又发生了第五次并购潮——其背景是经济强劲、股市繁荣与新科技革命 。 强强联合与跨国并购在这一时期较为多见 ， 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 。
纵观美国历史上的并购潮 ， 最主要的两个推动因素是内在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外在的金融工具创新 。
新技术带来产业转型和升级空间 ， 率先实现技术突破的企业通过横向与纵向并购扩展规模；而金融工具直接决定了并购效果 ， 如垃圾债券推动了杠杆收购和恶意收购 ， 并购贷款、超募基金、债券融资等金融工具的混合使用提升了并购效率 。
而当下中国市场的并购升温 ， 是两者叠加的产物 。
一是我们正处于一个产业升级的关口 。
从生产要素看 ， 中国早在2004年前后已跨越“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从过剩至短缺的转折点） ， 人口红利放缓；随着18亿耕地红线的约束越来越紧 ， 土地供给的潜在空间开始收窄 。 由人口和土地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 。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 ， 寻找增长新动能迫在眉睫——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里保持了年均9.9%的高增长率 ， 而在2008年起步入下行通道 ， 2015年GDP增速跌破7% ， 2019年为6.1% 。
目前被国家大力提倡的新基建就是产业升级的一个抓手 ， 它也可能刺激进一步的产业并购整合 。
九合创投创始人王啸在此前***采访中提到 ， 在新基建的推动之下 ， 比较成熟的大型公司将最先迎来发展机遇 ， 例如有一定市场占有率、技术能力强的成熟公司 ， 将有机会参与到新基建引领的第一波浪潮中 。
从买方市场看 ， 产业转型期 ， 大公司会为了更早进入新技术市场 ， 而增加收购科技公司的意愿 ， 以获取团队或专利；从卖方市场看 ， 部分拥有技术的初创企业缺乏市场能力 ， 也期望通过被收购实现真正的商业落地 。
二是 ， IPO本身的获利空间在降低 。
一方面在中国香港和海外市场 ， 一二级市场估值倒挂由来已久 ， 例如Wework估值腰斩、IPO中断 ， Lyft、Uber等均表现不佳 。
在美上市的中国科技企业也是如此 ， 从2018年开始 ， 大量中概股上市后破发——2018年以来在境外上市的47家新经济公司中 ， 有15家股价在一年后跌幅超40% 。 机构通过企业IPO“套利”的方式越来越艰难 。
另一方面 ， A股注册制改革之后(2020年3月 ， 已实施20多年中国《证券法》进行了最重要的一次修订 ， 将全面施行注册制） ， 上市公司壳价值降低 ， 二级市场也将更为理性 ， 上市的获利空间在降低 。
这都有利于刺激公司考虑被并购的退出路径 。
此外 ， 疫情也是一个催化剂 。
疫情带来的现金流紧张和经营困难 ， 让很多本来可以独立发展的公司不得不寻找别的出路 。 这给市场带来更多可供挑选的资产 。
而这些公司的无奈就成了另一群人的“抄底机会” 。 由于卖的人多了 ， 整体估值会下降 ， 有足够现金流保障的企业可借机出手 ， 扩充产品、市场、技术和团队 。
由此 ， 在中国市场 ， 产业升级趋势下 ， 买方和卖方的意愿都在提升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市场陆续传出“并购时机”正在到来的判断：
伟凯律师事务所2020年3月发布的一份全球并购情绪调查报告显示 ， 在被访的800名分布在多个行业的大型企业并购负责人中 ， 82%的亚洲受访人认为并购活动将会在2020年增加 。
泰合资本管理合伙人陈治平告诉「甲子光年」 ， 2018年、2019年由于资本缩减 ， 整体并购量在下降 ， 而预测2020年开始并购数量将呈上升趋势 ， 泰合客户中出现的买方和卖方需求已体现出这个态势 。
陈治平预测中国并购市场即将进入一个“新常态”——各种周期和市场动能叠加形成的一个高强度的转折点 。 “新常态”不仅仅是并购数量、工具的变化 ， 同样也是一种心理转变 。 过去创新创业企业会把融资作为唯一的资本考虑 ， 而此后企业会更主动地思考和采用并购这种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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