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调查:作为医护,时常面对却未必从容面对

清明节 , 承载着人们对逝者的思念 。 疫情中的清明 , 在全国默哀的3分钟里 , 人们对死亡产生新的认知 。 每个人都经历、思考过死亡 , 但真正接受过死亡教育的人并不多 。
作为医护人员 , 日常工作中接触的“死亡”远远高于普通民众 。 即便如此 , 对于一位医务人员 , “如何理解死亡、如何与患者沟通”未必是个能说明白的话题 。
清明节前 , 健康界对来自各个科室的近百名医疗机构从业者进行问卷调查 , 并采访三位专家 , 共同分析医护人员开展死亡教育的现状 。
其中 , 参与调查的医疗从业人员中76.4%为女性 , 23.6%为男性;年龄在30-40岁的占42.7% , 40-50岁的占31.46%;从职业属性来看 , 护理人员占41.57% , 临床医生占31.46% , 行政管理人员占11.24% , 行业内其他从业人员占15.73% 。
死亡教育调查:作为医护,时常面对却未必从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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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年龄分布
现状:重要却缺失的死亡教育
您认为有没有必要对医护人员进行死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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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七成受访者认为 , 有必要对医护人员开展专门的死亡教育 , 另有两成受访者认为可以融入在日常工作中 。
您主要在什么阶段接受死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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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的是 , 超过40%的受访者表示“没接受过死亡教育” , 另有受访者在“其他”选项中注明 , 是通过自己看书感悟 , 或者自己在外参加培训所接受的 。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常务理事、安宁疗护专家、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疼痛科主任路桂军告诉健康界 , 目前中国对医护人员的死亡教育开展不足 , 从学校到临床之间有很大空白 。 部分高校在选修课中会涉及 , 但是课时太短 。
您认为目前缺乏死亡教育的原因是什么?(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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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临床技能教育、轻视人文教育被受访者提及率最高 。
此次调查显示 , 受访者认为 , 国内死亡教育缺失的原因依次为:医学教育偏重临床技能 , 轻视人文教育;受传统观念束缚;医护人员工作太忙没时间接受 , 其中 , 前两项的提及率均超过五成 , 而认为“没必要”的仅有不到6%的提及率 。
对此 ,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表示 , 虽然东西方对“死亡”的理解的确存在文化差异 , 但把死亡教育缺失归为受传统观念、传统文化的影响 , 是对于东方传统文化误读 。
“其实东方文化并不回避、恐惧死亡 。 但在死亡教育上 , 西方确实存在宗教背景的优势他们认为死亡不是终点 , 而是新的开始 。 ”‘王岳认为 , 家庭应是死亡教育的第一课堂 , 重视死亡教育应该从家庭中的父母开始改变 。 从社会层面出发 , 清明节也是开展死亡教育的节点 。
谈及普及死亡教育的方式 , 路桂军用了一个新鲜的提法:“狼来了”——多喊“狼来了” , 也就是多谈论死亡 , 会降低对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回避 。 “
意义:正确面对患者死亡 , 继而帮助更多患者
对您来说 , 死亡教育有哪些作用?(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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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访者看来 ,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 , 死亡教育的作用依次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认识医学的局限性 , 正确接受患者生死;更好与患者及家属沟通;有助于自己的心理健康 。
您主要想学习哪些内容?(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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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受访者最想学习的内容是如何与患者及家属沟通严重病情 。
“’与病魔作斗争 , 战胜死神‘成为医护人员的职业荣誉 。 挽救危重症患者的生命会增加职业荣誉感 , 一旦无力回天 , 便对医护人员有严重挫败感 。 ”路桂军指出 , 这是当前死亡教育最严重的问题 , 临床医护必然要面对患者的疾病难以治愈 , 生命走向终结的结局 。
但是 , 医护人员在面对这些临终患者时 , 通常不会采取积极的处理方式 , 能回避就回避 。 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处理 , 另一方面 , 医护人员自己也未必能从容地正面面对患者死亡 , 往往还会增加自己的心理压力 。
在路桂军看来 , 医务人员应该担负起临终患者及家属的情绪抚慰工作 , 因为殡葬行业的主要工作在丧葬 , 对家属情绪的关注比较少 。
死亡教育是一个探讨生死关系的教学历程 , 目的是帮助人们树立科学、合理、健康的死亡观 。 “生为您疗伤 , 死为您代言”是死亡教育专家对每位医护人员的期盼 。 即患者活着时 , 医护人员通过医疗手段延长生命 , 提高生活质量 。 一旦面临死亡 , 医护人员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开 , 抚慰家属的哀伤 。
“死亡教育不仅仅对于医护人员有意义 , 对于全民都是有意义的 。 ”王岳说 , 它对医学生和医护人员尤为重要 。
一方面 , 医务人员的职业具有奉献精神 , 如果从事这份职业只为图财 , 这是可悲的;另一方面 , 医学到了终点必然要面对死亡 。 所以 , 医学生和医务人员应该比普通人更擅长谈起死亡 , 更擅长帮助病人面对死亡 。
试想一下 , 如果一名医学生和医务人员自己都无法从面对死亡的恐惧中走出来 , 又如何帮助身患绝症者或年迈濒死的老人呢?“
路桂军指出 , 医务人员对普通民众的死亡教育主要针对个体 , 帮他们在亲人离世后尽快走出哀伤 。
他记得 , 曾经有名临终患者对他说:“之所以称你们为白衣天使 , 是因为在我患病以后 , 在我最无助彷徨、痛苦孤独的时候 , 你们的出现能够给我温暖、抚慰、安全的感觉 。 ”对此 , 路桂军感慨 , 医学生和从业人员一定要手握两种能力 , 左手是科学技术 , 右手是人文关怀 , 只有如此 , 未来医患关系才能更加紧密 , 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前进 。
如何进行有效的“死亡教育”
您愿意通过哪些形式接受死亡教育?(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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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教育调查:作为医护,时常面对却未必从容面对】受访者最倾向通过专业人士讲解及真实案例接受死亡教育 。
对于医务人员的死亡教育 , 专家认为更多地应在医学院校补上这一课 。
以北京大学医学部为例 , 学校会针对研究生开展死亡教育课程 , 课程内容包括写“遗愿清单”和墓志铭等形式 。
王岳告诉健康界 , 自己还会组织学生去讨论每个人的遗嘱及医学预嘱 , 比如财产处置方式、是否希望有尊严地离开以及是否捐献器官等内容 , 目的是希望学生思考生命的意义 。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赵忻怡告诉健康界 , 在国外的医学院会举办相关讲座 , 不过通常不是单独针对死亡教育的话题 , 而是贯穿在伦理学或社会学的课程中 。 部分学校专门开设了临终关怀的辅导课 , 会专门教授相关内容 。
那么 , 医务人员又应该如何对患者家属进行死亡教育呢?对患者家属来说 , 亲临死亡事件也是一次认知死亡的机会 , 医护人员也会在这个过程产生“共情” , 从而能更好地认识死亡 , 与患者沟通 。
路桂军向健康界讲述一件真实案例:
一名50多岁的患者走向生命末期 , 时常问医生自己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 流露出很悲伤的神情 。 他平时觉得自己很豁达 , 能正确面对生死 , 但从表现看 , 他显然还是恐惧的 。 一天晚上 , 他的情况不太好 , 他突然问他妹妹:“你今天晚上能不能不睡觉?”他妹妹也明白他害怕死亡 。
在患者住院期间 , 安宁疗护团队会询问患者的妹妹的态度 , 倾听她的想法 , 了解家属在经历亲人逝世后 , 死亡观发生了哪些变化 , 是否需要帮助其调整心态 。 同样 , 医护人员感受到患者在生命末期不仅是简单的生命流逝 , 还有家庭、情感问题需要处理 。
事后 , 患者的妹妹向安宁疗护团队表示 , “如果自己将来到了要走的时候 , 首先我不想拖累家人 , 第二 , 我不要有太痛苦的感觉 , 无畏的抢救就不要做了 。 ”
“我们在事后讨论 , 患者和家属家面临死亡时 , 医护人员不是站一站看一看 , 检查诊疗后转身就走 。 ”路桂军希望 , 医护人员能够伏下身 , 贴近患者、走进家庭 , 针对患者情况积极干预 。 其实在生命尽头 , 患者也有强烈的倾诉愿望 , 这也是死亡教育的意义 。
要不要培养专门的死亡教育人才?
您认为通过什么方式对患者及家属进行死亡教育比较好?(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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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终患者及家属同样需要死亡教育 , 受访者认为将沟通教育融入诊疗过程、设立相关志愿者是最佳途径 。
据以往调查了解 , 与多数人预想的相反 , 每个逝者都希望有时候自己清楚了解病情 , 获得临终沟通 。
“但是 , 谁来沟通成了问题 。 只有医护人员具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 才能驾轻就熟地引导患者 。 ”路桂军表示 , 这需要医生会暗示患者 , 循序渐进引导患者 。
在路桂军看来 , 当前死亡教育的需求量非常大 , 最突出的问题在于供需不匹配 。 关键在于招募培养能科学谈论死亡的专门人才 , 国家应该建立相关机构 , 并且有一定的社会回报机制 , 才能让更多人来加入死亡教育的行列 。
借鉴:负责死亡教育的医务社工
在中国香港地区 , 死亡教育主要由医务社工负责 。
赵忻怡介绍 , 医务社工是一种专职职业 , 有一整套规范的职业流程 。 医管局相当于医务社工的雇主 , 派遣医务社工去医院提供服务 。 “
“同医生、护士一样 , 医务社工需要行业准入资格 。 医务社会必须学习医学社会学等课程 , 获得社会工作专业硕士 , 达到一定职业学习时间后 , 才能获取许可 , 从事医务社工工作 。 香港还成立了相关专业委员会 , 主要负责医务社工的资质准入审核、处理投诉情况等 。 ”赵忻怡说 。
医务社工的具体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医学院阶段 , 学校会开展相关课程或讲座 , 医务社工会参与其中 。
第二阶段是临床阶段 , 香港会对末期患者及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服务 。 医务社工作为医生、患者及家属间沟通的桥梁 , 三方共同参与到患者的临终关怀服务中 。
另外 , 有的死亡案例可能会对医护人员的心理造成冲击 , 医务社工会为医护人员单独开设工作坊或专业咨询 。
据介绍 , 医务社会对患者和家属的死亡教育基本上是长期服务 , 前后加起来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 从患者被诊断为不治之症后 , 医务社工就开始介入 。 患者逝世也不意味医务社工完成任务 , 他们还会继续跟进患者家属的状况 , 对患者家属开展死亡教育 , 提供心理辅导 , 直到患者家属调整好心理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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