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六线城市”,也能干成世界级大事( 三 )


有了信用机制 , 就能提高经济效率 , 形成足够的经济资源 , 支撑法律体系的运转成本 。 因为法律体系运转起来成本是很高的 , 除了法律文本 , 你还得有司法系统、律师系统、诉讼机制等等 , 这可不是一件便宜的事儿 。
身份社会 , 基于彼此的身份 , 人们就能低成本地去判断他人的信用状况 , 比如一个贵族肯定比一个佃农信用好啊 。 但是 , 这种信用基础被身份体系所固定 , 经济效率就比较低下 。 而现代的信用体系需要扩展到每一个人 。
所以在现代社会中 , 是健全的法律体系保障了现代信用机制 , 现代的信用机制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 整个社会才有足够的钱来供养健全的法律体系 。

那问题来了 , 当身份社会要向契约社会转型 , 法律体系还没有那么健全的时候 , 信用机制靠什么保障呢?信用机制得不到保障 , 经济发展太艰难 , 又怎么走到下一步去完善法律体系呢?这就是一个困局 。
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说 , 只要它想发展 , 无论局面如何 , 它只能、或者说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建立起信用 。
李书找到了自己的办法 , 他的故事是那个时代 , 中国社会和经济转型阶段中企业家们的一个缩影 。 要想在困境中突围 , 企业家既要有勇于突破的冒险精神 , 又要有找到可行办法的创造性的能力 。
阅读那段时期的企业史会发现 , 那一代的企业家找到了千奇百怪的办法 , 你很难去定义这些办法 , 只能称之为一种“野蛮生长” 。
但正是这种野蛮生长 , 让困顿的中国经济获得了腾飞的必要前提 。
理解这一群人 , 理解这种“创造性破坏”中实现的野蛮生长 , 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成长的必要一课 。
当然 , 强调人的力量 , 也并不是说宏观要素就不重要 。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多重要素的耦合下成为可能的 ,
包括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空间、国内宏观产业政策、西方的产业革命、世界市场的庞大需求等等 。
那为什么我如此关注“人”的要素呢?
这是因为 , 在经济发展当中 , 只有人是真正的
能动性要素
, 而其他各种要素只是环境条件 。

人能够做到的是整合既有的环境条件 , 以想象力和勇气 , 在原本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 。

当今世界已经走到了一个转折时刻 , 环境条件已经不足以塑造出足够的确定性 , 人的能动性会成为塑造未来的重要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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