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六线城市”,也能干成世界级大事( 二 )


李书成为厂长的时候 , 溪桥乐器厂已经风雨飘摇 。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工厂的管理方式——他要破除此前靠派系来维系、靠打架来平衡的企业管理模式 。
上任当天他就约法三章:第一 , 不能骂人 , 骂人的道歉;第二 , 不能打架 , 否则开除;第三 , 不能偷厂里东西 , 否则也要开除 。
当天就开除了十几个违反规矩
的人 ,
这些人不服 , 闹到镇政府去 , 李书只好以辞职相要挟 , 才拿到了开除人的权力 。
此前员工都已经习惯了骂人打架 , 抱着铁饭碗 , 在组织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 , 仅仅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想改变这一切 , 非常困难 。
但李书就是从铁饭碗下手 , 硬是在短时间内就改造了混乱多年的工厂秩序 。 创造性破坏就从这里开始 。
李书说 , 在乐器厂起步时 , 他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就是 , 把厂里的员工训练成真正的工人 。
这对于现代工厂制度来说 , 是非常艰难又非常重要的一步 。
李书走出了这一步 , 但这只是让工厂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基础前提 , 离工厂真能活下去还很远 。
李书马上就会面对第二个挑战 , 那就是订单问题 。
在1980年李书接手乐器厂的时候 , 厂里总资产是17.8万元 , 可是里里外外的欠款有将近80万 , 这还没算拖欠了8个月的工人工资 。 所以在把工厂秩序稳定下来后 , 李书接下来的首要工作就是寻找订单 , 让工厂运转起来 。
他首先想到了原先有过合作关系的上海提琴厂 , 想去那里要订单 , 但当时的溪桥乐器厂已经困窘到什么程度呢?
厂里连李书去上海的10块钱路费都拿不出来 。
李书只好回家收拾出一筐鸡蛋和几十斤小麦 , 背到镇上卖掉 , 才勉强凑出了往返上海的路费 , 拿回了订单 。
有了订单 , 下一步就是生产 。 但要生产 , 最起码得有买材料的钱 。 这就是摆在李书面前的第三道生死关卡 , 融资问题 。
李书去公社里的信用社贷款 , 可是信用社根本不搭理李书的贷款申请 。 之前溪桥乐器厂效益太差 , 过去的欠款都没有还 , 信用社没有理由继续贷款给李书 。
李书只好找上了公社党委书记 , 又和信用社主任据理力争说:“溪桥乐器厂过去欠的贷款确实没还 , 但那几十万贷款里 , 可有一分钱是我李书借的?如果这一次我也贷款不还 , 那你以后一分钱也别再借我 。
但这一次要是信用社坚持不贷款 , 那么溪桥乐器厂马上就会破产 , 过去的欠款我看你找谁要去!”
经过一番艰难的拉锯之后 , 李书总算是拿到了2万元钱的贷款 , 并且和信用社约定30天一定偿还 。
但工厂的生产周期远远大于30天 , 30天其实还不上这笔钱 。 于是到第20天的时候 , 李书开始到处借钱 , 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街坊四邻 , 哪怕人家有几分钱他也要借出来 , 终于在第28天的时候凑出了2万元钱 , 记了整整四大页的欠款明细 。
他背着一个大书包 , 到信用社哗啦一下把钱都倒在桌子上 , 信用社点了半天才确认了这是2万元 。
李书对信用社主任说:“我说30天还 , 现在28天 , 我就都还上了 。 所以信用社以后是不是可以放心给乐器厂贷款了?” 溪桥乐器厂的融资能力 , 就这么艰难地建立起来了 。
【身处“六线城市”,也能干成世界级大事】在这个过程中 , 我从李书身上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 企业家身上那种野蛮生长的劲头 。

为什么最初企业需要野蛮生长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 , 具有某种身份社会的特征 , 而改革开放的指向是要逐渐形成某种契约社会 。
什么叫契约社会呢?就是人们之间通过签订契约来形成合作关系 。

契约能够有效实现的基础又是什么呢?就是法律体系和信用机制 , 而且这两条互为条件 。

健全的法律体系让人们可以对未来形成稳定预期 , 签订条约就是要约定未来咱们要做个什么事 。 如果有人耍赖 , 就算法律会主持公道 , 但可能也会浪费另一方的时间 , 所以又需要信用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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