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之争：等待“宣判”的养殖户
曾经庞大复杂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产业正迎来一场“大地震” 。新冠疫情暴发后 ， 全国各地已排查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153000多处 ， 收缴野生动物39000多只 。 国家政策和地方立法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管控层层“加码” 。不少专家提出 ， 应全面取缔以商业利用为目的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产业 。 但“一刀切”可能给人工繁育产业带来巨大打击 ， 乃至对正规养殖群体利益的“误伤” ， 也让一些业内人士表示担忧 。争议声中 ， 一个比较普遍被接受的提议是 ， 将部分物种纳入人工驯养繁殖名录 ， 采取类似家禽家畜的管理 。 但名录能否出台、哪些物种纳入其中 ， 存量的野生动物该如何处理 ， 仍需要厘清 。
湖南常德一家养殖场的白骨顶鸡 。等待“宣判”的养殖户突如其来的疫情 ， 让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养殖行业全面进入停滞期 。“前些天政策不明朗的时候 ， 养殖户都忧心得很 。 ” 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甲鱼产业协会会长王兆久告诉采访人员 。汉寿县是有名的“中国甲鱼之乡” 。 上世纪70年代 ， 汉寿甲鱼人工繁养取得成功后 ， 开始大力推广 。 作为“国家级”甲鱼生态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和湖南省唯一的“甲鱼标准化养殖试点县” ， 甲鱼养殖是汉寿县的支柱产业 。此前 ， 深圳立法禁食野生动物征求意见时 ， 把经人工繁育、饲养的龟、甲鱼、蛇、鸟、昆虫等均排除在可食范围外 。 这让汉寿的养殖户们捏了一把汗 。据王兆久介绍 ， 目前整个汉寿县有600家甲鱼养殖户 ， 存量甲鱼有1000多万斤 ， 每年要消耗饲料8000多吨 。 等到四五月份 ， 养殖户就要开始大量投喂饲料 ， 如果一直无法明确甲鱼是否会被禁食、人工养殖是否可以继续 ， 汉寿的甲鱼养殖将会遭受无法想象的巨大打击 。直到3月4日 ， 农业农村部明确 ， 中华鳖、乌龟等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物种和农业农村部公告的水产新品种两栖爬行类动物 ， 按照水生物种管理 。这也意味着 ， 甲鱼将不被列入野生动物禁食名录 。 汉寿县的甲鱼养殖户都松了一口气 。但竹鼠、田鸡、蛇类、涉禽等物种的养殖户 ， 仍在焦急地等待政策落地 。去年4月 ， 湖南常德人张平（化名）转卖了在广东开办的小工厂回到家乡 ， 响应国家政策发展特种养殖 。 据张平介绍 ， 在根据当地相关规定办理了驯养繁殖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后 ， 他开始养殖绿头鸭、斑嘴鸭、白骨顶鸡和苍鹭 。采访人员查询发现 ， 这四种物种都属于湖南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 张平告诉采访人员 ， 自疫情发生以来 ， 他养殖的3000多只绿头鸭、白骨顶鸡和苍鹭就封存在养殖场 ， 再也没有进行过交易 。 “现在每天要喂1000多元钱的饲料 ， 眼下又到了繁殖的季节 ， 养殖场已经堆积了几百个待孵化的蛋 。 ”对于野生动物养殖的全面暂停 ， 张平也有不解 。 “当时我们是合法且受到鼓励的特种养殖 ， 现在就一直处于停滞亏损的状态 ， 也没有人告诉我们 ， 这些封存的动物要怎么处理 。 ”
“洗白”乱象频出疫情暴发后 ， 全国各地检查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场所达153000多处 ， 我国野生动物人工繁殖产业规模之庞大可见一斑 。而这些拥有驯养繁殖许可证的养殖场 ， 究竟有多少合法、有多少处于“灰色地带” ， 依然没有定论 。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 ， 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 或者使用没有合法来源证明的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对于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 “三有动物”和地方保护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 ， 报县一级林草部门申请 ， 经批准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后即可 。 而且 ， 绝大多数陆生脊椎野生动物 ， 并未列入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范畴 。中国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翔认为 ， 以人工繁育和养殖的名义 ， 对实际从野外捕获的野生动物进行“洗白” ， 以便进入市场的行为 ， 以多种形式存在 。周海翔曾经在黑龙江珲春市一个农贸市场发现 ， 当地一家店铺正售卖的野兔、野鸡 ， 很可能来自野外猎捕 。 他将相关信息反馈给当地林业部门 。但当地联合执法检查的结果是 ， 这家售卖“野味”的店铺有合格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运输许可证、市场经营许可证等 ， 无法判断他们是否涉嫌非法猎捕 。周海翔放不下心 ， 他希望能够追溯到这些“野味”的来源 。 “他们告诉我 ， 这些‘野味’是从辽宁的一个养殖场批发来的 。 但据我所知 ， 辽宁早就取消了一般野生动物的运输许可证明 ， 后来我跟辽宁省林业厅核实 ， 他们近几年确实没有开具过这类证明 。 ”周海翔还核实到 ， 辽宁也并不存在商户口中所谓的某养殖场 。得知这一信息后 ， 珲春当地有关部门再次展开调查 ， 发现该商户的相关许可证件均属伪造 ， 其市面售卖的“野味”及大量的冷库库存都来自非法猎捕 。
被利用的“漏洞”另一类举证更难的“洗白” ， 是通过获得审批的相关许可证件 ， 让狩猎野生动物“合法化” 。野生动物的经营利用有两个主要途径 ， 一是人工繁育后经营利用 ， 另一个是野外猎捕 。 根据现行规定 ， 三有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动物获得猎捕证和检疫证明后 ， 可直接在指定集市或有许可证的商家经营利用 。 同时 ， 只要有人工繁育许可证 ， 便可以繁育 。周海翔提供的一张2012年颁发的山东省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显示 ， 允许驯养繁殖国家二级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 其附属的准许驯养繁殖种类包括大天鹅、小天鹅、苍鹭等23种野生动物 。 其中除中国林蛙和黑斑蛙标注“严禁野外捕捉及收购”外 ， 其他种类均无特别声明 ， 且在数量上均无限制 。“这实际上也就是默认了其他物种可以从野外获得 ， 并且在驯养繁育许可证件的审批颁发环节 ， 就进行了明目张胆的‘洗白’ 。 ”周海翔说 。在周海翔看来 ， 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增加了“禁食”规定 ， 但依然给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留下了不小的口子 。 “对于一些非重点 ， 法律规定由各省市自行制定禁猎区和禁猎期 ， 但这就意味着 ， 在此之外 ， 是可以狩猎的 。 ”2017年 ， 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刘懿丹就举报了多起安徽枞阳县姚岗村关于非法猎捕和经营利用野生动物的案件 。据她介绍 ， 那是一个有着600年猎捕传统的村子 ， 从野外捕捉、建厂养殖 ， 到经营利用 ， 当地有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 甚至当地的人在广东的野味市场还经营着自己档口 。刘懿丹说 ， 其实有经验的野保志愿者很容易判断出养殖场的野生动物是否来自野外 。 “许多养殖场显然是不合法的 ， 有些野生动物从技术上就不存在人工繁育成功的可能 ， 但基层执法部门缺乏专业判断能力 ， 而且这些养殖场都通过各种手段拿到了驯养繁殖许可证 。 另外这些养殖场也极少进行正规的现场检疫 ， 是否携带病毒根本无从知晓 。 ”刘懿丹对此很无奈 ， 虽然人工养殖的管理存在如此诸多“漏洞” ， 但只要收购交易环节“抓不到” ， 举证就很难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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