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解药”：清代瘟疫中的医方流传( 三 )

为了争取时间，扩大传播范围，增强传播效果，方书编撰、出版和传播者一般都会对搜集整理好的医方进行再加工，使其形成专门化、简易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方书。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式：1）尽可能地将散落在不同医书中的同一类型或相同性质或相近功效的医方及其相关知识编排在一起，并重点收录适合大众实际使用的医方，便于人们参阅、比较和选择，清代许多瘟疫方书在编撰过程中遵循的都是这种模式；2）将医方诗歌化或在方书中加入图像，便于人们记忆、理解和传播；3）将方书小型化、手册化、指南化，便于人们阅读、吸收和携带。这些行动无疑十分有助于疫病知识的普及，随着人们日渐频繁地接触、了解和利用这些方书，疾病、身体、药物甚至方剂配伍等知识就有可能潜移默化地转变为读者知识储备中的一部分，进而从整体上提升个体自主抵御疫病风险的能力，但也可能存在叠床架屋、内容芜杂、详略失当、专业化与通俗化兼顾不好等问题，致使民间流传着“千方易得，一效难求”的谚语。

对防控瘟疫而言，瘟疫方书是一种重要的医疗资源。从宏观层面看，疫情期间大量瘟疫医方的整理、传播以及瘟疫方书的出版、流通，增加了医疗资源的供应，扩大了救助面，有助于推动医疗资源的社会化，给许多非专业人士在疫情防控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提供了可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河南太守施诚刊刻了《轩辕逸典》一书，该书作者不明，主要收录的是天花的治疗方法。扬州人刘耀奎的叔父从书肆中买到了该书的抄本，读完之后非常珍视此书。不久，刘氏家里一个仆人的两个婴儿染上天花， “一时业是科而名藉甚者皆弗治” ，无奈之下，刘耀奎的叔父“为之按证求方，依方施治” ，最终治愈了他们。

在某些优质医疗资源缺乏的地区，面对形势严峻的疫情，此类活动也给非专业人士发挥自身优势创造了条件，他们往往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大家提供更加简明可靠的知识，甚至可以弥补专业人士的不足。晚清“素不习医，亦不知医”的山东莒县士绅周兴南针对喉疫盛行时期当地医生束手无策的情况，将《重楼玉钥》和《白喉治法忌表抉微》等专书中的重点内容辑为一编，取名《知非斋咽喉集方》，供当地人参考使用。

再者，它们的广泛流传也推动了有限的和优质的医疗资源的整合及其跨地域流动与配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医疗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平衡的社会问题，及时将有效的医方用于疫区的疫情防控事务中。晚清时期，喉疫首先在南方地区兴起、蔓延，后来传入西北地区。光绪二年（1876年），青海湟中一带爆发喉疫，曾在南方跟随喉科名医张绍修学习过的黄炳乾正好前不久来到湟中游幕，于是他将张绍修所著《时疫白喉捷要》中的一些医方，以及他自己搜集的秘方和针灸疗法口授给了当地的士绅，他们“照方医治” ，结果“应手辄效” 。三年后，他在甘肃武威县整理出版了一本方书，取名《时疫白喉捷要合编》，将治疗白喉的医方文本化，使其在西北地区传播开来。从微观层面看，清代中期以来，大量简易、通俗、实用的方书得到出版，包括瘟疫医方在内的医方知识逐渐渗入了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站在读者的立场来看这些医方或方书的话，那么情况就更加复杂多样。不可否认，很多人都受益于这些医方或方书的广泛流传，在染上疫病后依靠它们治愈了疾病，挽救了生命。顺治年间，正在湖北地区领兵打仗的官员李文煌忽然收到家人的信，说有好几个儿孙染上了天花，幸运的是，家人通过参考一本痘疹方书，让儿孙们渡过了难关。后来，李文煌参考其他痘疹方书，采辑了一些名家论说和良方，附入此书中，编成一本新的方书《建松堂简易痘疹良方》，并很快将其出版。道光年间，广东海丰县负责教育事务的官员李敷荣将自己所编《痘科救劫论》送给了一位张姓官员。后来，这位官员的儿子张式谷“为子女生痘计，尝取是编反复玩味” ，并在邻里家的孩子染上天花时也依照此书进行救治，先后成功治愈了不少小孩。